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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旬，英国高级将领艾伦·坎宁安将军向当时犹太代办处执行主席大卫·本—古里安发出威胁暗示：“倘若有麻烦，”他忧心忡忡，“怕是我们帮不了你们，我们保护不了你们。”注

爸爸说：

“赫茨尔是位先知，他知道会发生什么。1897年，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召开时，他说，再过五年，或者顶多再过五十年，在以色列土地上会出现一个犹太国家。现在五十年过去了，国家真的已经站在门口了。”

妈妈说：

“不是站立。没有大门，有个深渊。”

父亲的谴责声犹如甩起的鞭子噼啪作响。他讲俄语，因此我听不懂。

我口气里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欢乐，说：

“耶路撒冷要打仗了！我们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但是有时，当我独自一人在院子里看落日，或者在安息日早晨父亲和整个邻里依然在梦乡中沉睡时，一阵恐惧会令我周身寒彻，那是因为小姑娘阿爱莎从地上抱起昏迷中的孩子，默默地将他抱在怀中的场面，在我眼中，突然酷似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基督教画，某次参观教堂时父亲曾指着那幅画让我看，并悄声向我解释。

我记得从那所别墅的窗子里看到的橄榄树，它们早已不再属于生机勃勃的世界，而是成为无生命王国中的一部分。

停一停啊歇一歇啊停歇停歇。

11月，某种屏障开始在耶路撒冷内部拉开。公共汽车依旧来回行驶，附近阿拉伯村庄里的水果商贩带着一盘盘无花果、杏仁和仙人果，依旧在我们这里走街串巷，但是一些犹太家庭已经从阿拉伯居住区里搬出来，阿拉伯家庭已经开始离开西耶路撒冷，搬到南部和东部地区。

我只有在想象中，有时才可以去往圣乔治大街的东北部延伸地带，睁大双眼凝视着另一个耶路撒冷：城中黑黝黝的古柏苍苍，不是翠柏郁郁葱葱，街道上石墙林立，防护栏纵横交错，飞檐翻翘，高墙阴森，陌生，静谧，冷漠超然，含而不露的耶路撒冷，阿比西尼亚人、穆斯林、朝觐者、奥斯曼人的城市，布道者的城市，奇怪陌生的城市。十字军、圣殿骑士、希腊人、亚美尼亚人、意大利、隐修者、圣公会信徒、希腊东正教徒的城市，苦行者、科普特人、天主教徒、路德会教友、苏格兰人、逊尼派教徒、什叶派教徒、苏菲主义者、阿拉维派教徒的城市，钟声悠扬，宣礼员略带哭腔的绵长唱颂，黑压压的松树，可怕而诱人，暗藏所有的魔力，拥塞的窄街不容我们进入，并在暗中威胁着我们，一座恶毒的神隐城市，孕育着灾难。

我在“六日战争”后听说，整个希尔瓦尼家族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离开了约旦人管辖的耶路撒冷。一些去了瑞士和加拿大，另一些定居在海湾国家，还有一小部分搬到了伦敦和拉丁美洲。

他们的鹦鹉呢？“谁是我的命运之神？谁是我的王子？”

阿爱莎呢？她的瘸弟弟呢？她在世间何处弹钢琴，假使她仍然有一架钢琴，假使她没有在尘土飞扬燥热难耐的小破屋，在某个土路上污水横流的难民营，渐渐枯萎老去。

如今，那些幸运的犹太人居住在她昔日塔里比耶的家园，街区的房屋穹隆拱顶，由淡淡的蓝粉相间的石块建成。

不是由于战争在即，而是由于另外某种原因，某种比较深入的原因，我在1947年秋季，会突然被某种恐惧攫住，感到某种渴望，确信某种惩罚即将来临并为之感到耻辱，还掺杂着某种无法言状的痛苦，某种横遭禁锢的期盼、愧疚与伤悲，令我心如刀绞，疼痛难耐。为那片果园，为那眼盖有一块绿铁板的水井，还有那蓝瓷砖砌成的池塘，金鱼在太阳下鳞光闪闪，而后消失在一簇簇水生植物里；为饰有精美飘带的软垫，为图案缤纷的地毯，其中一块绣着天堂树林中的天堂群鸟；为彩色玻璃花瓣，分别显示出日光的不同颜色：红彤彤的叶子，绿油油的叶子，金灿灿的叶子，紫罗兰的叶子。

还为那只鹦鹉，声音听上去像个烟瘾很大的人：“可也是，可也是，亲爱的年轻女士。”它的女高音同伴银铃般地回答说：“请！请！请随意。”

我到那里，到那座果园，去过一次，之后又不光彩地被从那里赶走，我确实用手指触碰过它：

“安静！安静，不要吵！请不要吵！先生！”

清晨时分，我在第一缕晨光的气息中醒来，透过关闭着的百叶窗的缝隙，看到我们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在这棵石榴树上，藏着一只看不见的鸟儿，每天早晨，它欢快并准确地重复《致爱丽丝》的前五个乐音。

这个口齿清晰的傻瓜，这个吵吵闹闹的小傻瓜。

走近她时，不是像新希伯来人走近高贵的阿拉伯人民，不是像雄狮走近群狮，也许我可以就像一个小男孩走向一个小女孩那样走近她？也许不能？

注　即以加拿大为首的七国多数派提议将巴勒斯坦分成阿拉伯与犹太二国，并且将耶路撒冷置于联合国的永久信托统治下；以印度为首的三国少数派则提议在巴勒斯坦设置阿拉伯与犹太联邦国家。

注　斯特恩帮，20世纪30年代末期从“伊尔贡”中分裂出来，主张通过暴力手段打击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力量。主要领导人有伊扎克·沙米尔和亚伯拉罕·斯特恩等。

注　多夫·约瑟夫：《忠诚的城市：耶路撒冷的围困》，1948年，伦敦，1962年，第31页。 ——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