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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在谈论优雅、堕落、价值、自由和压迫时，伴随着忧伤的小提琴曲或唱片发出的舒缓颤抖的声音，卷毛沙伊会站在那里拉琴，背对着我们。或者罗恩会对着他的小提琴嚅动着嘴唇，瘦骨嶙峋的罗恩注，他妈妈总叫他小不点儿，最好不要企图和他说话，连你好、怎么样都不要说，因为他一贯露出羞怯的微笑，鲜少和你说上一个短句，如“很好”，或者一个长句子“没问题”。差不多就像藏在床下、等待主人怒气全消的母狗多利。

有时，我到那里时，发现三个胡尔戴家的男孩，奥伊扎尔、沙伊和罗恩坐在草地上，或坐在前廊的台阶上，像来自东欧犹太村庄里的克莱兹默小组，唱片那绵长、徘徊不去的乐音在晚间的空中飘拂，令我产生一种惬意的渴望，还有一阵令人心痛的哀愁，为自己无足轻重，为自己是他者，为世界上任何暴晒也不能把我变成他们当中真正的一员。我在他们餐桌旁永远只是乞丐，一个外来人，一个从耶路撒冷来的不安分的小人，如果不只是一个可怜的江湖骗子。（我在《沙海无澜》的阿扎赖亚这一人物身上赋予了这种情感。）

太阳落山之际，我拿着书来到赫茨尔之家，基布兹边上的文化中心。这里有间读报室，你每天晚上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基布兹的几个老光棍，他们通过阅读日报、周刊来消磨人生，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政治论争，令我有些想起在凯里姆亚伯拉罕时，斯塔施克·鲁德尼基、阿布拉姆斯基先生、克洛赫玛尔先生、巴·伊兹哈尔和伦伯格先生的争论。（我到那里时，基布兹的老光棍几乎都是四十五岁左右了。）

在读报室的后边，还有一个房间，几乎无人问津，叫作自习室，基布兹委员会的成员有时在那里开会，有时也在那里举行各种集体活动，但多数情况下那里是空的。在一个镶玻璃面的柜子里，摆放着一排排枯燥无味、令人生厌、沾满灰尘的《青年劳动者》、《劳动妇女月刊》、《田野》、《时钟》，以及《达瓦尔年鉴》。

每天晚上，我就是去这里读书读至半夜时分，直至上下眼皮打架。也是在这里，我重新开始了创作，没有人看见，我感到羞愧，感到卑微与无足轻重，充满了自我厌恶。我离开耶路撒冷到基布兹，当然不是为了写诗写小说，而是为了获得新生，抛弃一堆堆语词，里里外外晒得黑黝黝的，成为一个农业劳动者，一个耕耘土地的人。

但很快我便明白，在胡尔达，即使最为农业（地地道道）的农业劳动者夜晚也读书，终日探讨书。当他们采摘橄榄时，他们不可开交地争论托尔斯泰、普列汉诺夫、巴枯宁，争论是实行永久革命还是在一个国家进行革命，争论在古斯塔夫·兰道尔的社会民主与平等价值和自由价值之间，以及二者与追求人的兄弟关系之间存在着的永恒冲突。在养鸡房里捡鸡蛋时，他们争论如何在乡村背景里恢复庆祝古老犹太节日的仪式。修剪一架架葡萄时，他们对现代艺术拥有不同见解。

更有甚者，他们当中有些人，尽管献身农业，全心全意忠诚于体力劳动，但写风格质朴的文章。他们多数描写日常争论的话题，但是在每两周一次发表在地方通讯上的一些文章里，他们偶尔允许自己在猛烈的论证与愈加猛烈的反证当中，加大抒情力度。

如同在家里一样无拘无束。

我确实试图一劳永逸抛弃学术世界，与自己的出身背景抗衡，我出了油锅，又跳入了烈火，“好像人躲开狮子又遇见熊”。应该承认，这里的辩论者要比坐在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桌旁的辩论者黝黑得多，他们头戴布帽，身着工作服和笨重的皮靴，他们讲的不是带有俄文腔的夸夸其谈的希伯来语，而是幽默诙谐的希伯来语，带有加利西亚或比萨拉比亚意第绪语那声情并茂的味道。

图书管理员谢夫特尔，与约拿大街书店和借阅图书馆老板马尔库斯先生一样，对我不可遏止的读书渴望心存怜悯。他让我想借多少书就借多少书，远远违背了他自己制定的图书馆规则。他在基布兹打字机上用醒目的字母打出规则，钉在他封地里几个显眼的地方，封地里那隐隐约约的尘土味儿、陈年胶水和海草味儿，吸引着我，犹如果酱吸引黄蜂。

那些年我在胡尔达什么没读过呢？我贪婪地阅读卡夫卡、伊戈尔·莫辛松、加缪、托尔斯泰、摩西·沙米尔、契诃夫、纳坦·沙哈姆、布伦纳、福克纳、聂鲁达、哈伊姆·古里、阿尔特曼、阿米尔·吉尔伯阿、利亚·格尔德伯格、史龙斯基、欧·希勒里、伊兹哈尔、屠格涅夫、托马斯·曼、雅各布·瓦塞尔曼、海明威、《我，克劳迪乌斯》、温斯顿·丘吉尔的多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伯纳德·刘易斯论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伊萨克·多依彻论苏维埃、赛珍珠、《纽伦堡审判》、《托尔斯泰传》、斯蒂芬·茨威格、犹太复国主义者定居以色列土地的历史、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史诗的缘起、马克·吐温、克努特·汉姆生、希腊神话、《哈德良回忆录》，以及尤里·阿夫奈里。一切。除了那些尽管我再三请求，可谢夫特尔仍禁止我读的书，比如说，《裸者与死者》。（我想，只有在我结婚以后谢夫特尔犹豫再三，才让我读诺曼·梅勒与亨利·米勒。）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撰写的和平主义小说《凯旋门》将背景置于20世纪30年代，小说开篇描写一个孤独的女子在深夜时分倚靠在桥梁矮墙上，就要投河结束自己的生命。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一个陌生人停下来和她说话，抓住她的胳膊，挽救了她的生命，并和她度过销魂之夜。那是我的幻想，我也会那样与爱不期而遇。她会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独自站立在断桥上，我会在最后一刻出现，营救她，斩杀巨龙——不是我在年幼之际成打斩杀的那种有血有肉的巨龙，而是内在的绝望。

我要为我深爱的女人斩杀这条内在的巨龙，从她那里得到回报，于是幻想进一步发展，如此甜美，令人生畏，令我无法深思熟虑。那时，我并没有想到，桥上那个绝望的女子，一而再再而三，那就是我死去的母亲，带着她的绝望，她自己的巨龙。

或者是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我在那些年看了三四遍，里面云集着荡妇和形体强悍的男人，这些男人在粗犷的外表下隐藏着诗意般的情怀，我梦想有朝一日会像他们一样，声音沙哑，具有阳刚之气，体魄犹如斗牛士，脸上充满了蔑视与哀愁，也许有点像照片上的海明威。倘若有朝一日，我未能设法像他们那样，至少我也会写这样的男人：英勇无畏的男人，懂得如何嘲笑，如何憎恨，倘若需要懂得如何出拳痛打恶霸，他们确切地了解在酒吧里点什么，向女人、对手或者并肩战斗的同事说些什么，如何用枪，如何在做爱中达到极致。还有高贵的女人，易受伤害，然而难以诱惑，令人费解，充满神秘感的女人，慷慨地滥施“恩宠”，然而这种“恩宠”只施与那些精心挑选出的男人，他们懂得如何嘲笑与蔑视，痛饮威士忌，出手有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