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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对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说什么？”

没等我回答，她又伤心地调侃，或者说不是调侃，而是把伤心隐藏在微笑里，我虽然看不到，但从她说的话音里可以听出来：

“有朝一日，当你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后，我非常希望你不要以我和你父亲作为婚姻生活的榜样。”

这些话，不是我根据记忆而进行的再创造，如同我前面写她讲爱情与友情那样（十二个句子之前），因为，不要以我父母的婚姻为榜样这一请求，我确实记得清清楚楚，字字句句。我还清楚记得她微笑说话时的声音。我们在乔治王大街，母亲和我，手挽着手经过塔里塔库米楼，在去往塔拉桑塔楼的路上，要把上班的父亲叫走。时间是下午一点半，一阵冷风夹杂着抽人的雨点从西面袭来。它非常强劲，行人收起雨伞，免得把伞吹得翻转过来。我们甚至都没有打开雨伞。我和妈妈手挽着手在雨中行走，走过当时是议会临时办公场所的塔里塔库米楼，而后经过哈马阿洛特大楼。那是1952年1月的第一周。在她去世前五天，或者四天。

雨越下越大，妈妈的声音里仍旧带着近乎调侃的口气：

“我们到咖啡馆喝点咖啡吗？我们的爸爸又跑不了。”

我们在一家德裔犹太人开的咖啡馆里坐了约莫半个小时，等雨停下来。咖啡馆坐落在热哈维亚入口，在JNF大街，对面是犹太代办处大楼，总理办公室那时也在那里。与此同时，妈妈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粉饼盒、一把梳子，梳头补妆。我的感情颇为复杂：为她的容颜自豪，为她身体好转快乐，并且有责任保护她免遭某种阴影的伤害，我只是通过猜测知道存在着阴影。实际上，我不是猜测，而只是似是而非，在我皮肤上感受到些微莫名其妙的不安。孩子有时就是这样，捕捉到，又没有真正捕捉到他无法理解的东西，意识到这种东西，莫名其妙地感到惊恐：

“你没事吧，妈妈？”

她自己点了味道浓烈的清咖啡，给我点了牛奶咖啡，纵然从来也不允许我喝咖啡，说是少儿不宜喝咖啡，还给我点了巧克力冰激凌，纵然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冰激凌会让你嗓子疼，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而且就要吃午饭了。责任感驱使我只吃了两三勺冰激凌，便问妈妈她坐在这里冷不冷，她觉不觉得累，或者是头晕。毕竟，她大病初愈。妈妈，你上厕所时小心点，那里黑，有两级台阶。骄傲、热诚与理解充盈了我的心房，仿佛只要我们二人坐在罗什热哈维亚咖啡馆，她的角色就是一个无助的小姑娘，需要一位慷慨帮助的朋友，而我则是她的骑士，或者也许是她的父亲：

“你没事吧，妈妈？”

我们来到塔拉桑塔楼，“独立战争”时期，通往守望山校园的公路遭到封锁，希伯来大学的几个系重新搬到这里，我们打听报刊部在什么地方，顺着楼梯走上二楼。（也就是在类似的一个冬日，《我的米海尔》中的汉娜就在这些台阶上跌倒，大概扭伤了脚踝，学生米海尔·戈嫩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肘，冷不丁地说他喜欢“脚脖子”一词。妈妈和我也许与米海尔和汉娜擦肩而过，没有在意他们。我和母亲在塔拉桑塔楼的冬日，与我开始撰写《我的米海尔》那个冬日，中间相隔了十三年。）

我们走进报刊部时，迎面看到和蔼、善良的主任普费弗曼博士，他从摊在书桌上的一堆报纸里抬起头，冲我们微笑，双手示意让我们进去。我们也看到了父亲，是背影。很长一阵我们才认出他，因为他身穿一件灰色的图书馆管理员工作服，免得让自己的衣服沾上灰尘。他正站在一个小梯凳上，背对着我们，注意力集中在正从高处架子上拿下来的一大盒卷宗上，翻看后又放回架子上，又把另一个盒子拿下来，接着又是一个，因为他显然没有找到所要寻找的东西。

善良的普费弗曼博士始终没有出声，而是悠然坐在书桌后面的椅子上，和蔼地微笑，笑得越来越厉害，乐不可支，两三个工作人员看到我们，又看到父亲的背影，停住手里的工作傻笑，什么话也没说，好像正和普费弗曼博士一起做小游戏，满怀乐趣，好奇地观望那个人何时才能注意到他的客人，他们正耐心地站在门口，注视着他的背影，漂亮女人把手放在小男孩的肩膀上。

爸爸站在梯凳顶层，朝部门领导转过身子说：“对不起，普费弗曼博士，相信有些东西——”突然注意到主任咧嘴微笑，他一定很惊愕，因为他无法理解主任为什么微笑，普费弗曼博士用眼睛引导戴眼镜的父亲把目光从书桌转向门口。当他看到我们时，我相信他脸色煞白。他把双手举着的大盒子放回到它原来待的顶层架子上，小心翼翼地走下梯子，环顾四周，看见其他工作人员都在微笑，他好像别无选择，也想起了微笑，他对我们说：“真想不到！真想不到！”他轻声询问，一切是否都好，是否出什么事了。

他面部表情僵硬，焦虑不安，就像一个小男孩正在聚会上和班里的孩子们玩接吻游戏，抬头突然看见父母正板着脸站在门口，天晓得他们在那里站了多久，默默地观看，天晓得他们看到了什么。

他先是和颜悦色，用两只手把我们赶到门外走廊里，回头对整个部门，尤其是对普费弗曼博士说：“对不起，耽误几分钟。”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改变主意，不再挤我们出去，而是把我们拉到里面，拉进主任办公室，开始引见我们，后来想起了什么，说：“普费弗曼博士，你已经认识我太太和儿子了。”他边说，边拉我们转过身，正式把我们介绍给报刊部的其他工作人员，用的词语是：“请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太太范妮娅，这是我儿子阿摩司，学生，十二岁半了。”

当我们三人来到走廊时，父亲略带责备，焦虑地问：

“出什么事了吗？我父母好吧？你父母呢？大家都好吗？”

妈妈让他冷静，但是下馆子的想法令他恐惧，毕竟今天又不是什么人的生日。他踟蹰不决，开始说些什么，改变主意，片刻过后说：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干吗不。我们去庆贺你身体康复了，范妮娅，或庆贺不管怎么说你身体一下子明显好转了，对，我们一定要庆贺。”

然而，他在说话时，脸上挂着忧虑，而不是快乐。

但后来，父亲突然兴高采烈起来，充满激情，双手搂住我们的肩膀，向略带责备神情的博士请假早点下班，向同事说再见，脱下沾满灰尘的工作服，招待我们把图书馆几个部门走了一遍，地下室、特藏部，他甚至带我们看新复印机，讲解怎么使用，每碰到人，就自豪地把我们介绍给大家，那激动的神态，就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把赫赫有名的父母介绍给学校里的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