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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是个惬意的地方，几乎没有顾客，而且是在本—古里安大街和沙麦或希勒里大街之间的一条小路上。我们刚到这里，又开始下雨，爸爸把此当作好兆头，好像雨一直在等待我们走进餐馆，好像上天今日正向我们绽开笑脸。

他立刻纠正自己：

“我是说，如果我相信征兆，如果我相信上天关心我们的话，我会这么讲。但是上天冷淡漠然。除人类外，整个宇宙都冷淡漠然。实际上大多数人也冷淡漠然。我相信，在整个现实世界里，冷淡漠然这一特征最为突出、最为显著。”

他再次纠正自己：

“不管怎么样，当天空如此黑沉，大雨滂沱，我岂能说上天正向我们绽开笑脸呢？”

妈妈说：

“不，你们两个先点，因为今天我请客。若是你们挑选菜单上最贵的菜，我会非常高兴。”

但是菜单很简朴，顺应的是那个匮乏节俭的年代。爸爸和我点了蔬菜汤、鸡肉饼和土豆泥。我玩弄阴谋，忍住不告诉爸爸，在去塔拉桑塔的路上，妈妈已经允许我平生第一次品尝咖啡的味道，午饭前还吃了巧克力冰激凌，尽管是在冬天。

妈妈久久地注视菜单，而后把它面朝下放在桌面上，直到爸爸再次提醒她，她最终点了一碗白米饭。爸爸和颜悦色，向女服务员表示歉意，含糊地解释说妈妈尚未完全康复。当我和爸爸津津有味大吃大嚼时，妈妈勉强小口吃了一点米饭，仿佛正在强迫自己，而后她停下来，点了一杯不加牛奶的浓咖啡。

“你没事吧，妈妈？”

女服务员给我妈妈端回一杯不加牛奶的咖啡，给爸爸端来一杯茶，在我面前放了一碗颤动的黄果冻。爸爸立刻焦躁地从夹克内兜拿出钱包，但是妈妈坚持自己的权利：请把钱包收回去，今天，你们俩都是我的客人。爸爸先是说了个很是牵强的笑话，说她显然继承了一口油井，因此才成为新富，才这么奢侈，便没有和她再争。我们等候雨停下来。我父亲和我面对厨房坐在那里，妈妈坐在对面，正透过我们的肩膀，看临街窗外顽固执拗的雨。不记得我们说了什么，但大概是父亲驱除了沉寂。他可能向我们说起基督教会和犹太人的关系，要么就是向我们全面描述历史上爆发的一场激烈争端，18世纪中叶，雅各·埃姆丹拉比与沙巴特·茨维的追随者，特别被怀疑持沙巴特学说的约拿单·阿伊巴舒茨拉比争论得不亦乐乎。注

在那个阴雨绵绵的午饭时分，除我们外，饭馆里只有两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正在用非常典雅的德文小声而彬彬有礼地交谈。她们长得很像，铁灰色的头发，脸型像鸟，突出的喉结更加强化了这种特征。上了年纪的一位好像有八十多岁了，我看了她们两眼，便假定她是另一个人的母亲。我认定母女二人都是寡妇，她们相依为命，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她们再没有别的亲人。我在意念里称她们为格特鲁德夫人和马格达夫人，我试图想象她们住在整洁干净的小房子里，大概就在城里的某个地方，大约在艾登酒店的对面。

突然，马格达夫人，二人中年纪较轻的一位，抬高声音向对面的老太太气势汹汹地说了一个德文单词。她说这个词时，满怀怨恨，义愤填膺，像兀鹫猛扑向捕获物，接着她把杯子扔到墙上。

泪水开始顺着镌刻在我称之为格特鲁德老夫人双颊上的深深皱纹流淌。她无声地啜泣，面孔没有抽搐。她垂着脸哭泣，女服务员弯腰默默地捡起碎玻璃离去。叫喊之后没说一个字。两个女人继续面对面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她们都形销骨立，都是一头拳曲的灰发，头发长得非常靠后，离额头很远，像男人脱发后的发际线。年长的寡妇仍然无声地流泪，脸没有抽搐，泪水流到她突起的下颚，又滴落到胸脯上，如同山洞里的钟乳石。她没有控制哭泣或擦干眼泪的企图，尽管她表情残酷的女儿默默地递过一块熨烫得整整齐齐的白手帕，如果那真是她女儿的话。她把手伸到面前的桌子上，托着那块熨烫得平平整整的手帕，没有缩回。整幅画面凝固了良久，仿佛母女只是某个沾满灰尘的相册里的一张褪色的深褐色旧照片。我冷不丁地问：

“妈妈，你没事吧？”

那是因为我妈妈忘了礼数，稍微歪过凳子，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两个女人。那一刻，我印象中妈妈再次变得苍白起来，像她一直在病中那样。过了一小会儿，她说她非常抱歉，她感觉有点累，想回家躺躺。爸爸点头称是，起身问女服务员附近哪里有电话亭，去打电话叫出租。我们离开饭馆时，妈妈不得不倚住父亲的胳膊和肩膀，我给他们开门，告诉他们小心台阶。我们把妈妈安顿在后排座位上，爸爸回饭馆付账，她直挺挺地坐在出租车里，深褐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太大了。

那天晚上，请来了一位新大夫，他走后，爸爸把原来的大夫也请来了。他们二人没有异议，两位大夫都建议好好休息。因此爸爸把妈妈安顿到我的床上，那床已经成了她的，给她端来一杯热乎乎的蜂蜜牛奶，求她就着新开的安眠药喝几口，还问她留几个灯。一刻钟以后，我被派去隔着门缝侦察，我看到她睡着了。她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再度醒来时，她帮我和爸爸做各种早上的杂务。她给我们煎鸡蛋，我布置桌子，爸爸把各种蔬菜切得非常精细做色拉。就要出门时，爸爸去塔拉桑塔楼，我去塔赫凯莫尼学校，妈妈突然决定也要出去，和我一起走到学校，因为她的好朋友莉兰卡，莉莉亚·巴—萨姆哈，住在塔赫凯莫尼附近。

后来，我们发现莉兰卡不在家，她便去看另一个朋友范妮娅·魏茨曼，她在罗夫诺塔勒布特高级中学与妈妈是同学。将近中午，妈妈从范妮娅·魏茨曼家里走到海法路中央的埃格德中心汽车站，登上开往特拉维夫的公共汽车，去探望她的姐妹，或打算在特拉维夫换车到海法和克里亚特莫兹金，光顾父母的棚屋。但是，当妈妈抵达特拉维夫中心汽车站时，她显然改变了主意，她在一家咖啡馆喝清咖啡，天黑之前赶回了耶路撒冷。

到家后，她抱怨说非常疲倦。她又吃了两三片新安眠药。也许这次她试着再吃原来的安眠药。但是那天夜里她睡不着觉，又犯了偏头疼，她和衣坐在窗前。凌晨两点钟，我母亲决定熨些衣物。她打开我房间里的电灯，现在那个房间成她的了，她支上烫衣板，灌瓶水洒在衣服上，一连熨了几个小时，直到天将破晓。她把衣服熨光后，便从衣柜里拿出床单和枕套，把它们又熨了一遍。这些东西熨完后，她甚至连我的床罩也熨了，但是她太累，或者太疲倦了，把床罩给烧煳了，焦煳味把父亲唤醒，他把我也叫醒，我们二人惊愕地发现，妈妈把家里所有的袜子、手帕、餐巾和桌布都熨了个遍。我们冲过去，把燃烧的床罩拿到卫生间熄灭，而后我们把妈妈按在椅子上，跪下来给她脱鞋，爸爸脱一只，我脱一只。而后爸爸让我出去一会儿，在我出门后和蔼地把门关上。我关上门，但是这一次，我紧紧地贴在门上，因为我想听。他们用俄语交谈了大约半小时，而后爸爸让我照顾一会儿妈妈，他到药店买些药或者糖浆，在药店打电话给在雅法茨阿哈龙医院办公室里的茨维姨父，还打电话给在特拉维夫扎蒙豪夫诊所上班的布玛姨父。打完这些电话后，爸爸妈妈达成协议，她星期四早晨去往特拉维夫的一个姐妹家，休息休息，换换空气，或者换换环境。她想在那里待多长时间都行，星期天甚至星期一上午回来，因为星期一下午，莉莉亚·巴—萨姆哈已经设法在先知街的哈达萨医院给她预约检查身体，如果不是因为莉兰卡阿姨有硬关系，我们得等上几个月才能约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