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豹（第5/11页）

“没错，好像是的。”我勉强开口。

麦克辛打量我。他知情！他知情！

“你愈来愈健忘啰。”他说，然后举起我的银质打火机。

*　*

革命将至之前的几年，我弟弟和我都还小，身为那个时代的孩童，我们经常假装自己是保皇党和革命分子，还不到晚餐时间就已互换六七次身份。夜晚时分，我们轻叩分隔两人卧房的墙壁，交换十二月党人发明的囚犯代码。字母被置入一个五排横栏和六排纵栏的矩阵中，叩打横向栏位和纵向栏位的坐标，即可找出对应的字母。我们在墙上以声音书写，其间的隔阂，就如同阻隔于发信人和收信人之间的字母。

等到我们的岁数大到足以误认自己是个大人，我已经转而效忠革命，沃斯卡在东正教教堂中寻得慰藉，我们崇拜各自信奉的先贤烈士。有天傍晚，我的战友们挥拳重殴沃斯卡，几乎让他也成了殉道的烈士。当他走进我们奶奶的厨房，他的左眼肿得张不开，鼻子歪得可怕。我紧紧抓住他的双手。只有他的指关节没被打得瘀青。

“当他们追打你，你非得逃开不可！”我跟他说。

“不，我必须待下！”他说，眼光灼灼，怒视着我。

“那么你最起码尽量还手，跟他们打一架。这样太丢脸了。”

他往前一倾，以他鼻青脸肿的脸庞为证，回了我一句：“你觉得这样会让我丢脸？”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其后多年，我坚信我对他的生活一无所悉，绝对不可能背叛他。

一九三一年八月，有人知会我，沃斯卡·奥西波维奇·马尔金将在两星期之内因宗教激进主义被捕。他们告诉我，我弟弟已经结婚，太太怀了身孕。他们把他的地址交给我。这是个测探。绝对错不了。革命之后，各个行政区之间严重失联，如果我规劝沃斯卡、如果他逃往圣彼得堡，他说不定可以逃过一死。但如果我真的这么做、如果警察一早突袭他的公寓、发现他不见踪影，他们肯定转而找上我——我相信绝对是如此，我非得相信不可，因为如果我开始怀疑，因为如果我认为他们看在我们是同事的份上事先通报、好让我警告沃斯卡，因为如果我开始这么想……结果都是黯淡而凄凉。

那年十月，沃斯卡被捕、受审、执刑之后，一批人带着一个褐色的信封再度找上我。“请坐，同志。”他们之中领头的人说，他指指我的长沙发，我刚刚才坐在那里吃甜点。我遵照他的指示坐下，突然之间在自己家里成了客人。

他们在我左右两侧坐下，长沙发感觉像是警车的后座，其中一人打开信封，把一张照片推过桌缘被热气烫出一圈焦黑的咖啡桌。我若是倒抽一口气，肯定是出于讶异、惊愕，或是某种忽然在心中翻腾的悔恨。光是那一年当中，我已经修正了上千张照片，但他们全是陌生人，跟我毫无关联。

递过来的照片拍摄于一九〇六年的一个星期三。那天早上，我爸爸拉下店门，休息一天。他是个缝纫用品商，声誉良好，最起码在业界评价颇佳。他缝制的一顶珍珠头饰，曾让一位名气不太响亮的公爵夫人在冬宫的宴会厅大出风头，因而奠定了商誉。我妈妈负责记账补货，聘雇女裁缝师，基本而言，她觉得除了缝制顾客头上那顶帽子之外，其他事情全都由她处理。她小时候依赖马铃薯维生，当了妈妈之后，她确保自己的孩儿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肉可吃。

一九〇六年的那个星期三，我们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搭火车从巴甫洛夫斯克前往圣彼得堡，到一个摄影师的工作室拍照。那是我妈妈的点子——大部分的好点子都是她想出来的，这个点子也不例外。相机拍摄出来的人物，单单一个影像就可以传达她终生信奉的乐观进取，画笔绘制的肖像达不到同样效果。她戴着孔雀羽毛的头饰，照片之中，头饰散发出浅灰的色泽。我站在她前面，脸上一抹浅浅的微笑，就连那个勒在脖子上的领结也扼杀不了有人等着帮我拍照的喜悦与兴奋。我弟弟系着相同款式的领结，脸上同样浅浅一笑，顶着一头草草梳理的乱发，一张大脸只看到高耸的鼻子，别别扭扭地站在我旁边。他透过相机的镜头凝视，望穿时间，迎上我的双眼，我却只能动也不动，坐在处死他的这群人之间。

离开摄影师的工作室之后，爸妈带我们到圣彼得堡动物园。那十年之间，动物园的处境相当凄惨，园内大多区域遭到弃置，许多兽栏空空荡荡。但我还是个孩童，不了解空荡的兽栏代表着什么。依然豢养在园中的动物才是惊人的新发现。我从没见过比乳牛更庞大、比饿狗更凶狠的动物。谁想象得出一只跟长颈鹿一样奇怪、一样忧伤的动物？但那天下午见到的种种动物当中，我记得最清楚是花豹。花豹四肢修长懒散，鼻孔喷出两道细细长长、热气腾腾的白烟，豹爪刮过水泥地，喀喀答答，好像打着暗号。豹眼圆睁，只见瞳孔，每一步都抬头挺胸，大摇大摆。沃斯卡和我根本无法想象世间居然会有这种野兽，我们先是连连惊叹，然后对着它丢面包屑。

“我确定你认得这人。”他指指照片中的沃斯卡说。“我相信你知道哪个人必须被修正。”

到了这个阶段，我已舍弃墨汁，改用喷枪。光是涂掉他的脸孔已不足够；那团掩盖面目的乌黑薄膜等于是承认这个人可能存在，而这种主张本身很快就成为一种不当之举。历史是个我们始终动手修正的错误。

我被带到工作桌旁。

“我非得现在就修正吗？”我问。

“创建美好社会的劳动永不停歇，一刻都不得偷闲。”他对着桌上的甜点皱眉。“我们也没时间吃蜜枣。”

我抚平照片，为喷枪注入颜料，有如帮手枪装上子弹。然后我秉持奥图曼帝国微图画家的耐性，一笔一画地修正我弟弟。我从他的黑皮鞋着手，慢慢将皮鞋褪入他站立的地板之中。接下来是他的袜子和马裤。我们的爸爸站在他旁边，我拿着喷笔，稳稳地、慢慢地勾画出一个近似爸爸身上那件长裤的图形，遮盖住我的弟弟，这样一来，我感觉自己并非涂掉沃斯卡，而是将他藏进爸爸的衣物之中，他可以藏身其中，肌肤紧贴着我们的爸爸，全身暖烘烘，平安无事。我想起小时候我帮他素描，他生气、眼泪汪汪、筋疲力尽、懊恼、宽心、喜悦的时候，我用糖果作为酬赏，叫他当我的模特儿。作画之时，我感觉他心灵的精粹借由我的画笔忠实地呈现在画纸上，我觉得我跟他从来不曾如此亲密。

当我弟弟的脸孔消失在我爸爸的衬衫中，我看着那个站在他旁边的男孩，心中不禁暗想，当男孩透过镜头望穿未来、看到自己变成了这种人，他会做出什么评断？在那一刻，我便百分之百确知，我已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当局，我的信念不可动摇，我的忠诚不容置疑，因为如果此举是个错误、我们这么做全是徒劳，那么整片波罗的海的海水都不足以洗涤我们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