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第2/3页）

“这真是难以忍受。”绝望弄皱了哈米的眼睑，夺去了他目光中的神采，“这真是……”他环视周围那些孤零零的长凳，我能清楚地看见从他嘴边逃出的叹息——一阵苍白色的蒸汽碎片，“我们的冬天，”他终于说，“是那么舒服。”他再次陷入沉默，思考着，眨着眼像是在搜索合适的词汇，“那么……”

我的右手一直被握在他的左手里，埋进他的口袋中——他棕色的羊毛手套，我褪了色的绿色皮手套——我们的十个手指在我发出一阵颤抖的时候紧紧地贴着彼此：“人性化。”

“是啊。”他的头突然放松地靠在我的肩膀上，“那么人性化。”几秒钟之后，他咕哝道，几乎是自言自语，“也许这完全不关土地的事？”

我在他的膝头颤抖：“哪块土地？”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争了这么多年的那块，”他闭着眼睛继续，嘴边有一丝苦涩的笑，“也许所有的这些战争都是为了太阳？”他似乎吃了一惊，小声说，“想象一下，一场为了太阳的战争。什么事儿啊……”

一天晚上，我们准备了六罐啤酒和一瓶红酒，然后从哈米位于布鲁克林的公寓出发去参加安德鲁的生日派对。派对是在安德鲁的新女朋友金伯利的家里举办的，一间位于州街边缘的、有着斜屋顶的顶层公寓。那里拥挤而温暖，还有美味的食物和棒极了的音乐。当我们凌晨2点准备离开的时候，派对依然热闹非凡。朋友们聚集在厨房，分布在门廊，跳舞的人占满了卧室到客厅的空间。带着醉醺醺的拥抱、亲吻和肩膀互击，我们向安德鲁、金伯利和其他人告别。我们全副武装，走进满是大雪的寂静中。我们的脸通红、双眼发亮、耳朵嗡嗡作响，还能隐约听到从派对传到街上来的模糊的喧闹声的回响。我们抬头望向顶楼的窗户，看着迪斯科球下面跳舞的人影。布鲁克林是白色的，空寂无人。雪花温柔而轻飘飘地降落，短暂地在街灯下闪耀，然后缓缓地消失在前院无尽的黑暗中。

音乐声依然在我们耳边回响，旋律在夜晚寒冷的空气中激荡。我们像是躲在一个让世界都静了下来的绒毛球下，所有的感觉都钝了，唯一可以听见的声音是我们俩无拘无束的脚步声。雪花像羽片在旋风中滑过，地铁在地球的大肚皮上战栗。我们的脚依然因为跳过舞而轻盈无比，在带着我们走向法院街和经过大西洋大街上关着的商店和餐厅时，感受到从人行道传来的震动。我们在市镇大厅站的外面停了下来，走进星巴克买咖啡。用纸杯温暖我们的手，我们爬上陡峭的大理石台阶，来到圆柱形的门廊上，坐下看着结了冰的公园，喷泉冻在半空，等着3点的地铁把我们送回哈米的住处。

不知为何，也不知道是由什么引发的，我感到自己在无尽的乡愁的海洋里航行。我以前也会谈到以色列，无尽地抱怨着我有多么想家，但总会有一些不安和一丝负罪感止住我那发自肺腑的感叹。现在，在酒精的作用下，我自在地谈起我的祖国，不夹杂任何的愤世嫉俗之情和贬低之意，没有感到抱歉，不觉得该为自己辩护，或者在提及军事占领和其他冲突时匆匆略过。

雪花在我们周围静静地飘浮，又落入无尽的黑暗里，但我们已经穿行到了另一边，去往那个更轻盈的世界：我去到了童年时住过的霍德夏沙隆，到达了那片开阔的绿色田野；哈米去到了希伯伦种满橄榄和松树的旱谷，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我跟他讲起我们房子附近的果园，里面有橙子树、柠檬树和小柑橘树，还有我们是怎样沿着马格戴尔的田地去看望我们住在拉蒙特哈沙维姆乡村的朋友们，或者去耐威雅克的游泳池的。哈米给我讲他母亲在拉马拉的房子，还有周围那些高高的方解石山：“它们看上去像海浪，”他说，伸展双臂，“像是一片由山峰组成的静止的海洋。”他还聊起他曾经会花上好几天的时间坐在一棵巨大的桑树下，只为描绘四周的风景。

尽管被钢铁和混凝土、柏油马路和石头的残骸所包围，我们还是热切无比地聊起了橄榄树。他描述着树叶背面的银灰色：“银色的那一面才是它们那么令人怀念的原因。”他解释说：那就像是穿过泪雾才能看见它们。我回忆起冬末的时候，橄榄园的灰绿色是怎样映衬着繁盛而茂密的杏仁树的。他又想起菊花的黄颜色。对他来说，那就是春天的气味。他又提起克劳德·莫奈画上的红罂粟色的斑点，我再次看见、再次感受到了那片我曾经穿行而过的高高的野草，有毛茸茸的、有黏人的毛刺，还有蒲公英的绒毛。我们回忆起小时候咀嚼旱叶草和锦葵的茎，我们都叫它chubeza。然后，我们都因为回忆给我们在这纽约夜晚寒冷的空气中所带来的田野的味道和香气而大笑出声。

我们一边走去车站，坐上地铁，一边继续聊着。我们把纽约的秋天、春天和我们家乡飞逝而糊弄人的过渡性季节做了对比：用我们的喀新风对决纽约的热浪，还有以色列夏季突如其来的暴雨和与之相反的夜里温暖的微风。我们一直聊到了下一个车站。我们舒服地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但不久，车门开启，又有几个人走了进来，坐下。车门滑动着关上，地铁开动，我们沉默了下来。

我看见我们俩脸上的影像从黑色的玻璃上直视着我们，它们透明而苍白。像是在平行的地铁上穿行的忧郁的鬼魂，不属于真实的世界，从玻璃上静默地盯着我俩。隧道的墙壁向后滑入黑暗中，我回忆起我们第一次一起刷牙时的情景——我们的手指犹豫着在水管上触碰在了一起。在我把牙膏挤到牙刷上，再把牙膏蘸进水里的时候，我的左手自发地伸出去关水龙头，然后就撞上了他湿湿的手——他的手也是无意识地伸出去的。在水停止流出之后的沉默里，我们中的一个，估计是哈米，问：“你也是被一路教导着不要浪费水长大的？”又或者发问的人其实是我，然后乐了的那个是哈米：“你也是？”当浴室只剩下我们刷牙的声音时，我从镜中望向他，想着沙漠的威胁在我们心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节约用水是每一个在像我们那般干热地区里长大的人都被耳提面命的义务。我想着它是怎样在我们上幼儿园、小学的时候被重复提起，直到它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本能，那个优良的、过时的教导跟着我们到了这里——美国。我们之间的相似性，那共同的命运，一定就是人们在说起一个人被印上了他故土的印记的时候说的那个意思。

“但我们在这里还在乎水干吗呢？”他在漱过口之后说，傻笑着抬头看我映在镜中的眼睛，“说到底，谁会计数呢？”他把水开大，在泛起白沫的水里冲洗双手，冲我喷水，闹哄哄地大笑，“Yallah，mayeh！”他大声喊，“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