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第3/8页）

“看！你看到了吗？！”哈米昨天十分满足，为我的惊讶而兴奋，“我告诉过你啦！”

在我们相遇后不久，他就坚持说在晴朗的日子里可以从他哥哥在拉马拉的房子里看到海。他说站在阳台往外看能看见从西岸到大海的全部景致。“这片大陆很小，Bazi，它是那么的窄，”他在我表示怀疑的时候回答道，“40多英里，就这样，”他补充说，好奇我怎么能如此坚持我那已经过时了的政治主张，“你要把这两个国家怎么放呢？”

那是一次令人疲倦的、毫无意义的争吵的白热化阶段，我们从冬季来临的那天就开始了类似的争吵。被信仰和热情所驱动，我们天真地企图说服对方、动摇对方的立场，或是毁掉那个立场。我们说教、引诱，一次又一次地陷入那重复的、翻来覆去的、无用的争吵中，带着无数的叫喊和情绪，沉沦在绝望中。我通常是喊叫的煽动者，很容易就会情绪失控，变得暴怒——一旦我们聊起政治，我就像是被什么魔鬼攫住了一样。我痛恨这样。我痛恨自己突然出现的猪脑子和我自以为是的狂怒，敌意使我头脑发热、呼吸困难、在愤怒中咬牙切齿。我痛恨最后的失败滋味，以及随之而来的挫败感和苦涩。那无尽的重复争辩是横在我们之间的潘多拉魔盒，那样的永恒和不可战胜，永远无法消除，像是一种可笑的本能。

直到有一天晚上，争论演化而成了肆虐的眼泪和摔门而出的战斗，我们俩都筋疲力尽，而且变得神经衰弱。我们决定结束这一切，发誓不再讨论政治。

哈米带着他盲目的双民族幻想，堵住耳朵，像个孩子一样狠狠地用头撞墙——对他来说，要么是全部，要么是没有。而我，带着我传统的、坚定的两国主张——一个重复到令人作呕的原则。他带着他坚持的列侬梦想——一个心软的理想主义者，依然双眼发亮地为两方人民的和解祈祷。然后，我又再次坚持自己的立场，使劲跺脚，把可行性和逻辑挥在他脸上，代表狗耳分区分割协定辩论。我是那么讨厌他那辞藻华丽的20世纪60年代跨国的天真，他确信人性价值是在自己这边的。他是开明的那个，是修复世界的那个，是眼界开阔的那个——而我还滞留着，带着隔离的、毫无吸引力的犹太复国运动者的保守的帽子。他是普遍论者，是脱去那过时的，关于国家、种族的观念和蠢笨的国旗和圣歌定义的和平的传播者。而我——非常不愿意被推向这个角色——是清醒的实用主义者：我只看重实际的和平条约和类似于“政治边界”和“国家主权”这样的术语。

我厌恶那持续掌控着我的、难以理喻的爱国悲情。我厌恶每一次当我面对他的阿拉伯极端主义时就会不由自主地变成“右派”，挤进我那保守派父母的阵营。让我愤怒的是，面对他的双民族热情，我发现自己站在了全以色列阵营，成为那种我家人会在周五晚上的吃饭时间一起声讨的人。在餐桌上，背景是电视里播出的一周新闻，我姐姐与我会和我们的父母争论，之后迈卡会加入他们的阵营。我们把一切的问题都归罪为军事占领，诅咒右翼政府和移民。但在纽约，我突然听上去和他们很像。我为以色列辩护，为它的政治正名。在全世界所有人中，我不能认同的那个人是哈米。我痛恨这一点。我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虽然有着亲密和爱情，还是一次次地败在了别的人也会失败的地方。我痛恨这样的事实，内心充满仇恨——对他的、对局势的、对我自己的。

我试过了所有耳熟能详的说辞：一个与以色列国并列存在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将会带来众多好处，巴勒斯坦人应该在属于自己的国旗和政府下有尊严地生活。我说那将要定义他们的自由和独立的边界，也将重新定义我们的和平和安全。“还有我们的心理健康。”接着，我又坚持道，“我确实希望这一切能实现，因为我就是一名犹太复国运动的支持者。因为我在意以色列，所以我担心如果我们继续这样的话会有什么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唱了红脸，也唱了白脸。我说如果我们这一代无法达成一致的话，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就边界问题取得统一意见的话，如果我们在还能做什么的情况下什么都不做的话：“我都不敢去想我们会踏上怎样的灾难之路。”

而哈米会再一次抬起头，激动地晃着他的卷发，一次又一次地带着一种耐心的、唐吉诃德式的热情，站起身来解释说，在这个故事里确实有两个民族，但不幸的是只有一片大陆。这个事实是不会被这世界上所有的那些边界、围栏、分界线和路障所改变的：“这片土地是不变的，但是Bazi，你曾经说过什么，你记得吗？所有的河流最终都将流进同一片海洋。”

“一个公正的分割不再有可能了，”他说，“不管是分割土地，还是分割水源。所有的水源都是联结在一起不能分离的。圣地也都集中在一起，挤在同一座城市里。”他重复说，事实上我们已经如同双民族那样生活了，就像风景和天空，它们同时属于两个民族。“我们已经黏合在一起了。”他说，把手指紧紧地交错在一起，“你能做什么呢？我们无法从你们中分离出来。”

然后，他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把眉毛挑到额头上的第三道皱纹里，问道，如果从内心深处说，他不知道一个双民族国家最后会发生什么，在我们70或者80岁的时候，或者在我们死去的时候。“那为什么不在现在，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试试？为什么要等到一切变得暴力，要通过灾难来解决问题？”

“所以，它在哪儿？指给我它确切的位置。”我昨天定格了画面，冲动地从长沙发上跳了起来，“那条绿线——它经过哪儿？这儿？”我站在电视机旁，用手指划过屏幕，越过村庄，在山间停住，“这儿？”我仔细地辨认山村的轮廓和居住地的外围，像是真的期待在漆黑的夜晚阴影和闪烁的灯光中间找到一条真正的绿色分界线，也许它就像在地图上那样由点线标记而成。

“在这儿。”我听见哈米在我身后偷笑着说。

然后我转身，看见他用手指轻敲自己的头：“就在这儿。”

除了奥马尔、维达和玛万之外，哈米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没有出现在这部家庭影片中：珊娜和丈夫还有孩子们一起住在希伯伦；拉姆斯——一名医院药剂师，和家人住在安曼；还有瓦西姆——一名政治法律学毕业生，住在柏林。在3月的早些时候，这部影片被寄来三周之后，瓦西姆作为学生代表团的一分子到访华盛顿。在回柏林的路上，暂停纽约八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