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第4/8页）

哈米和他手足们的相似性在录像里出现的时候就已经让我着迷，而这种相似在我见到瓦西姆的时候倍加明显。他33岁，比哈米大5岁，他和哈米不只在面部轮廓、身高和身形上相似，连他的声音和说话的语调听上去都很像哈米。

“不，抱歉，这不是哈米。”他有一天下午在我为了获知餐厅地址而打去电话的时候打断我，在我咕哝着自己没衣服穿之后——我只穿着内衣和袜子站在那里，盯着我的衣柜，在衣架间翻找。瓦西姆接着用那令人迷惑的相似的声音说：“他在洗澡。请问你是？”

“哦，”我片刻之后含糊不清地说，大笑着试图盖过我的尴尬，“是莉雅特，我以为你是——”

“哦，是的，莉雅特，”他了然地说道，慎重地提到我的名字，带着十足的好奇，“我是他哥哥，瓦西姆。”

两小时之后，在特里贝卡的“安达鲁西亚餐厅”外面，我们握了手。穿着黑色的高领毛衣、运动夹克、时髦的腰带和鞋，瓦西姆看上去像是他弟弟更老练、更优雅的那个版本。哈米站在我们中间，骄傲地咧着嘴笑，穿着他惯常的牛仔裤和匡威鞋。他的右臂环着瓦西姆的胳膊，左臂搂着我的腰。瓦西姆的卷发很短，也很闪亮，用发油梳向后方。他戴着薄薄的金属框眼镜，当他新刮过的皮肤浮过我的脸颊做空气亲吻时，有一阵难闻的须后水的味道。

“你们长得都好像，”我评价道，睁大眼睛从一个兄弟看向另一个，“这太神奇了。”我再次在心里过了一遍那部录像，还有家族成员的影像。“你有没有问过你哥哥，欢迎你们以后一起来我的住处看那部录像？”我问哈米。

“噢，当然，”哈米在反应过来之后灿烂地笑了。他用双臂紧紧围住我，带着一种隐秘的感激，然后对自己的哥哥说：“玛万给我寄的那东西，记得吗？”

瓦西姆的眉毛挑过了眼镜：“我们能在你那里看？”

“你甚至今晚就能来。”我回答，哈米的手又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如果你不是太累的话。”

当瓦西姆进入饭店坐在我对面时，我发现了一些他们的不同之处：他的眉毛的拱形更宽，鼻子的坡度也有些不一样，还有他们下颌骨的形状。他有着他们妈妈的那种杏仁棕的眼睛和浓密的睫毛，但他在薄镜片下的神情和哈米完全不一样：警惕的、老练的，还有轻微的神经质。里面还有一种永远在评判一切的痕迹，他的嘴角有一丝不满。即使是他在笑的时候，脸上也依然带有一些让人不安的感觉。

他清了清喉咙：“莉雅特……”他从自己镜框的上方检视我，又咳嗽起来，“这是希伯来语，对吗？”

“是的，嗯……”我的不安在这笨拙的翻译下很明显，“它的意思大概是‘你是我的’。”

他靠近以便听得更清楚：“你是我的？你属于我？”

“它在希伯来语里听着更好听些。”

他摸摸自己耳垂上小钻石似的耳钉：“有趣。”

哈米看上去很吃惊：“真的？你是我的？”

“我告诉过你这个，”我嫌弃地说道，然后带着假装的不开心靠回自己的椅子，“你从来记不住——”

但是，他用一个拥抱打断了我：“你在说什么？我记不住……”

“你从来记不住任何事。”

“你是我的。”他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他亲亲我脖子的侧面，“我的，我的……”

瓦西姆的眼神——我越过哈米的肩膀已经注意它一阵子了——追随着一个在餐桌间穿行的服务生。我从哈米身边离开，用手抹过他亲吻留下的痕迹：“那么，你的名字的意思是？是什么？”

瓦西姆的注意力被刚从洗手间回来坐在他身边的莫汉摩德所吸引。莫汉摩德是同一个学生代表团的朋友，正在比尔泽特大学攻读法律博士学位，是一个害羞的、胖胖的、30岁出头的男人，留着法式的山羊胡子。几分钟之后，泽布拉和克里斯蒂安也到了。他们带来温暖的拥抱、亲吻和对自己的晚到表示的歉意。

泽布拉是哈米和瓦西姆的姐姐维拉的老朋友，他们自从两家在希伯伦成为邻居的时候就认识了。泽布拉是一位美丽的30多岁的女士，她爸爸是巴勒斯坦人，妈妈是英国人，她在史坦顿岛的私立学校教书。克里斯蒂安，她的丈夫是英国人，她是一名小儿科医生。几年前，哈米刚来纽约的时候，他只认识泽布拉和克里斯蒂安。他在我们相遇后不久就对我讲起了她们。当时，他说他要去拜访在史坦顿岛的朋友。泽布拉的爸爸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是巴解组织的资深成员，在她13岁的时候，她爸爸在黎巴嫩被以色列突击队暗杀。“所以，”哈米道歉道，“尽管我真心希望你能一起去，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个好主意。”但几周之前，在他从泽布拉家吃完午餐回来时，他带回来了用特百惠盒子装着的烤鸡、粒粒面和红薯饼。他说他跟泽布拉说起了我，所以她送了这些好吃的给我。

相聚最初的紧绷感被餐厅里欢乐的气氛和绝佳的食物所打破。这是一家价格适中的摩洛哥餐厅，装修得像是《一千零一夜》里的一个场景。这个餐厅靠近大众之夜，餐厅的主人是泽布拉和克里斯蒂安的朋友。“这是我们能订到一张桌子的唯一原因。”泽布拉解释说。剩下的桌子全被那四十几个法国游客占据了——中年的男士和女士，从南非移民来的退伍军人们正在进行着一次纽约团体之旅。餐厅里混杂着阿拉伯语、法语和银器的叮当声，这里红蓝相间的墙上装饰着灯罩、铁栏杆、铜壶和很厚的大水罐，大厅中回响着嘈杂的说话声。

似乎，虽然，不是餐厅的主人或者这里的穆斯林客人——客人们大部分是穆斯林，当泽布拉重复她的朋友——这餐厅的主人告诉她的话：我是这里唯一的犹太人——正在注意着禁酒令。服务生都穿着彩色的土耳其式长衫，端出了越来越多的桑格利亚冷酒和一瓶瓶的红酒。然后，伴随着肉桂、姜、红辣椒和藏红花的热气腾腾的香味，服务生端着圆锥形的黏土陶锅走来，里面装满了羊肉和鱼肉，还有大盘的蒸小米和巴斯蒂亚馅饼。在他们把食物摆在我们面前之后，桌上全是惊喜的赞叹声和饥饿的咕噜声。

在哈米最初把我介绍给泽布拉的时候，我担心她看见我在这里会不开心——她不住地说阿拉伯语，也并不掩饰因为我在场所以得使用英语而感到心烦。（“但是，那你为什么会阿拉伯语？”她眉毛讽刺地上挑，像是在说：毕竟，你们以色列人更应该熟悉弗兰德语或者古希腊语，不是吗？）她似乎在回避我，她的目光在其他用餐者身上徘徊，对我的在场感到不便。我的不安则在食物被送上来之后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