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第2/3页）

我防御性地把胳膊盖在脸上，就像身处于一部恐怖电影之中。但是，那有穿透力的光线依然从我的指缝间侵入。凌晨3:20。他给我喝了些温水，说我得在吃药前吃些东西，还给我煮了一个很嫩的鸡蛋。“这个很好，它会让你有点力气。”他从梳妆台上把盘子端过来。

我冲那难闻的气味做了个鬼脸。一块块黑色的面包浮在浓稠的黄白色液体上，茶匙不住地从我的指尖滑落。我忍不住发牢骚，双肩颤抖，得他喂，我才能吃下。他用嘴帮我吹凉，但食物依然太烫。他又试了一次，我一阵恶心，把食物推到一旁。我因为他的无私奉献和做出的努力而感到愤怒，不喜欢自己如此依赖他。泪水涌了上来，是鸡蛋混合了疾病的那种令人作呕的味道。他看着我，问我是否还想要点别的：“或许一些燕麦片？”我坠入无尽的绝望当中。大颗滚烫的眼泪不住地流出来，滚落到脖子上。这种虚弱、这种无助、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就像是某段幼年时的记忆，眼泪不住地落下，我十分想家。“妈妈，”我把头埋进枕头里痛哭，“我要我妈妈。”

但是，哈米没有放弃。耐心地，嘴角还带着一丝微笑，一直守在我身边。他的眼睛——那双之前带着怜惜和同情凝视着我的眼睛，现在变得严肃了起来，又带着些满意，他从碗里舀出一小块泡了蛋的面包。

“很好，”他舔舔拇指，轻轻摸了一下我的下巴，“好姑娘。”

我感到那么抱歉、那样懊悔、那样羞愧，因为他充满爱的眼神而感到尴尬。我的胃忽然开始翻腾，一阵抽搐，像是有水在排出，可又疼得厉害，涌出一阵阵酸液，我止不住地呕吐了起来。

104华氏度，呕吐，昏迷，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发痛。不到24个小时之后，连扁桃体也肿了起来，我的脖子上开始浮现颗粒状的红色皮疹，胸前也慢慢出现，我的眼睛发黄。周一来为我做过检查的私家医生高亚先生说我一定是感染上了病毒，我的邻居黛博拉维格里拜托医生来我家为我看诊。“他是一个老朋友了，”她带着更多的止痛片和一瓶热水回来的时候对哈米说，“也是一个绝佳的医生。”

我听见他们一起去了客厅，悄声说着话。门开启又合上。门铃响了，矮小、头发灰白的高亚医生检查了我的脉搏，量了血压。他有一双安静、有些歪的眼睛，一些残存的亚洲口音。他的手很小，在他对我的脖子和腋窝做触诊的时候，我能感到他的手像女人一样光滑而柔软。我张开嘴，他插进一根小棍，检查我喉咙的深处，还用光照射我的瞳孔。

“请咳嗽一下，”他说，听诊器冰冷的金属圆盘在我的背上来回移动。他的手指又柔又轻，但当他按到我的腹部时，我感到了双倍的疼痛。“这是你的肝，”他说，然后让我深呼吸，“这是你的脾。”

哈米一直站在门口，咬着下唇。当我们的视线交会时，他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他在医生的身后向我抛来媚眼，然后又做了一个鬼脸，把脸颊吸进去，眼睛对起来，模仿一条鱼。

医生在我的胳膊上绑上一条塑料绳，让我握紧拳头。“这是什么？你要抽血吗？”我在看见注射器的时候惊慌了起来。因为针头带来的这一阵新的颤抖，我又发了一身汗。

哈米走过来坐在我身边。我屏住呼吸，手指使劲抠他的肩膀，但刺入的针头就像医生温暖的手指一样让人几乎感觉不到。直到看见哈米眯起的眼睛，我才意识到针头已经扎进了我的静脉。

在我卧床不起的十多天里，哈米一直照顾着我。我几乎一直在沉睡，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为了避免传染，哈米睡在沙发上。他去药店、维生素店和大学旁的有机市场采购，窸窸窣窣地带回来一袋袋装满了面粉、果酱、芹菜根、姜、蜂蜜和柠檬的袋子。

有一天早上，他回布鲁克林给自己拿一些干净的衣服和内衣。几个小时后，他带着一个从K超市买来的包好的礼物冲进屋子，把我叫醒。他的鼻子因为寒冷而通红，他的卷发还潮着。他撕去包装纸，露出一个折叠木托盘，就是酒店客房服务会用到的那种。他固定托盘架，把它安置在床上，在我的面前，因为自己的新发现而雀跃：“只要9.99美元。”

我听见他在厨房忙碌，客厅里的电视一直开着。他焖了白米，做了一大锅鸡汤面、蒸蔬菜，还有加了肉桂的粗粒小麦粥。他给我端来无数杯绿茶、新挤的血橙汁和葡萄柚汁。根据健康食品店里的某个人的推荐，他准备了一大锅又热又甜的洋葱、大蒜和红枣糖浆，这让我出了更多的汗。

他在浴缸里接满热水，帮我洗净身体和头发，然后又把我裹进浴袍里。我坐在床边，他用吹风机帮我把头发吹干。他帮我穿好衣服，又换了一次床单。一天晚上，在我试着走路的时候，发现门廊在我脚下旋转，不断下沉，我的眼前有一群黑鸟在盘旋。他焦急地冲过来，把我抱回床上。他让我每次要去厕所的时候都叫他，坚持要一直陪着我。他在弗兰妮和佐伊的篮子里发现一只会叫的橡皮老鼠——那种高分贝的尖叫让他每次捏的时候都会跟着笑，他把老鼠放在床头柜上，挨着那些空了一半的阿司匹林、抗生素和维生素罐，让我需要他的时候就捏捏老鼠。

我独自躺在床上，双眼紧闭。哈米在客厅忙活着，在画板上画画、上网、玩游戏、看书。一个新的网络电视节目在播放，他在杜迪和夏琳的藏书里找到一本平装的恐怖小说，有的时候他会握着书页走进房间。

“Aji, aji, habibi,”他对跟着自己的猫咪们说，把它们赶出房间，“Wain inta? Yitla min hon.”

他把门从身后关上，但公寓和电视的沙沙声穿过了门板，有一条新闻随意地飘进了我的耳朵。我听见播报员做作的腔调，还有一个男人带着权威感回答她的问题。我听出了现场记者抑扬顿挫的声音。我分辨出推土机、直升机的声音，一段动感的音乐旋律在反复播放，口哨声和爆炸声，以及广告的喧闹声和水哗哗地流进厨房的水池中的声音。我能闻到哈米抽烟那呛人的气味。我听见冰箱的门开了又关，微波炉的嗞嗞声。电话再次响起：从客厅的无绳电话分机传来欢快的乐曲，接着是放在书房的答录机的声音。在消停了几秒之后，有谁挂断了电话或是留下了信息。

乔伊说她昨天早上一直在图书馆找我，今天也是。她把自己的手机落在希尔斯代尔了，但她晚上还会再打来的。艾兰和多伦——一对我在以色列的朋友，兴奋地宣布他们买了来纽约的机票，三周后就到。安德鲁也打来了，等着哈米接起电话：“你在那儿吗？喂？接电话，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