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达尔湖中的童话屋（第4/8页）

两个油漆匠来到旅馆，给墙壁上第二层漆。其中一个活像中古世纪的人：一张宽阔憨厚的脸，脑瓜子上戴着一顶脏兮兮的棉布小帽，模样一看就知道是个劳工。另一个没戴帽子，身上穿的是时下流行的西式绿色工作服。装扮虽然不同，这两个家伙的油漆功夫倒是旗鼓相当，难分高下。什么都不必准备，拿起刷子，哥儿俩就开始干活。他们不会画直线。他们的眼睛根本看不见水泥和木板、天花板和墙壁、玻璃和窗框之间的界线。我站在一旁观看，一时技痒，忍不住拿起刷子在还没上漆的墙壁上涂鸦，画几只鸟儿和动物，再加上几张鬼脸。咯咯一笑，哥儿俩也在墙上画出几只不知名堂的怪物。身穿工作服的油漆匠用克什米尔语询问头戴瓜皮小帽的油漆匠：“我能不能向他要‘爸客施舍’呢？”瓜皮小帽望着我，连声说：“不能不能。”但瓜皮小帽前脚才跨出门槛，工作服就用英语对我说：“我们帮你把房间油漆得这么漂亮，赏点小费吧？”

油漆匠刚离开，玻璃工就接踵而来，给餐厅的窗子装上玻璃。只见他气定神闲，只瞅了窗格子两眼，伸出手来比画一下，二话不说就开始切割玻璃，切啊切，割啊割，然后往窗格子上一装，钉几根小铁钉，拍拍屁股走人。紧接着，他们在楼梯、走道和顶楼的回廊上都铺了簇新的、用椰子壳的纤维编织成的席垫。铺在回廊的席子显得太宽（一根排水管阻挡在中间），他们就干脆让席子的一边翻卷起来。楼梯铺上席子，却没装上栏杆，让人走在上面提心吊胆的，一不留神难保不会摔落下来。每次下过一场暴雨，走道上铺着的席子全都被打湿。席子才铺上两天，他们又弄来一块绿色印花塑料桌布，铺在餐桌上。事情还没完呢。穿工作服的那个油漆匠又冒出来。他拿着一把刷子，从一扇绿色房门走到另一扇绿色门，蘸着棕色油漆，在门上画个号码，用抹布擦一擦，修饰修饰，结果，他画出来的号码乍看之下就像一团团黏糊糊的巧克力。干完活儿，他就走进厨房，享用一大盘米饭。

丽华大饭店的整修终于完成。一天早晨，亚齐兹把咖啡端送到我面前时，忽然对我说：“老爷，小人想请您帮个忙。能否请您写封信给‘光光局’，邀请马丹先生来饭店喝杯茶。”

马丹先生是克什米尔观光局局长。我跟他有过一面之缘。那时，我央求他帮我们找一家旅馆。他说：“二十四小时内给你回音。”我们痴痴等待了几天，并没接到任何回音。我把这段过节向亚齐兹解释。

“请你写封信给‘光光局’，邀请马丹先生来喝茶。不是你请他喝茶，是我请喝茶——巴特先生请喝茶。”

他锲而不舍，每次伺候我们用餐，他就使出牛皮糖功夫，死缠烂打，央求我写信给观光局。丽华大饭店新近开张。它既不是船屋，严格说也不是旅馆，因此它需要获得观光局某种形式的认可。我很乐意帮他们写一封推荐函。只是一想到邀请观光局长来喝茶，我就不免踌躇起来。亚齐兹和巴特先生（他总是躲藏在他那副眼镜背后，羞答答，笑吟吟的）却不了解我的苦衷，一个劲儿坚持要我写一封邀请函。于是，一天早晨，在巴特先生和“全克什米尔游船工人联合会”那位看得懂英文的秘书监视下，我写了一封信给马丹先生，邀请他来喝茶。

巴特先生亲自到城里走一趟，把信送到观光局。吃午餐时，亚齐兹向我们报告说，马丹先生读了我的邀请函，但没有答复。这家伙生怕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赶忙补上一句：“说不定他已经把回信写好，只等打字员打字，打好后就会派信差送过来。”

亚齐兹显然了解程序。我们等了好几天，仍然不见马丹先生的信差上门来。我有一部打字机，我也曾收到克什米尔大公手下一位军官送来的邀请函，但现在我却发觉，我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邀请观光局长来喝茶）都帮不上忙。巴特先生没说什么，他的沉默，恐怕并不完全是因为语言不通的关系吧。过了几天，我又碰到一件更糗的事情。“全克什米尔游船工人联合会”秘书打算向交通局长陈请，要求增加公交车班次。陈情书就是我草拟、打字、签名的，但送出去后却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亚齐兹了解程序。几天后，我发现房里的灯泡昏暗不明，便要求亚齐兹帮我换一个。他说：“二到三卢比。你付，我付，还不是一样？”当然由我付钱。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敢提出异议呢？

旅游季节开始了。丽华大饭店虽然未获观光局认可，但由于斯利那加城内的住宿设施相当有限，而我们的房租也还算合理，因此，很快，我们就开始招揽到客人。我挖空心思，想出一大堆计划，打算好好替丽华大饭店宣传促销一番。我挑出几套比较可行的营销策略，向亚齐兹提出，然后通过他向巴特先生呈报。他们俩只管笑眯眯聆听，感谢我的好意和热忱，但只要求我帮他们做一件事：阿里·穆罕默德把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老外从“游客接待中心”带到我们饭店时，我就出面跟他们攀谈，设法说服他们留下来住几天。执行这种任务，失败固不足喜，但成功也会让我感到不悦。说穿了，我只想霸占这家饭店，一个人住在这儿，不受其他游客侵扰。亚齐兹看透我的心思。就像溺爱子女的父母，他一径哄慰我：“开饭时，你先吃，一个人吃。我们给你准备私房菜，别的房客可都吃不到的哦。这家饭店是您的，不是巴特先生的。”每次新房客搬进来，他就会跑来对我说：“老爷，这对大伙都好。对饭店，对巴特先生，对大家都好嘛。”有时他会伸出一条胳臂，指着天空喃喃自语：“感谢上苍给我们送来客人。”

我还是感到不快乐。这是一家另类旅馆，招揽来的却是传统房客。首先，搬进来的是出身婆罗门阶级的一个家庭（随后还会有好几家搬进来），他们不吃旅馆的食物，自个儿烧饭做菜。一家人聚集在房门口，剥豌豆，筛米，切胡萝卜。他们蹲在楼梯底下放置扫帚的橱柜旁生火煮饭。他们打开花园的水龙头，在那儿冲洗碗碟锅盘，把新铺的草皮践踏成一团团烂泥。其他房客有样学样，纷纷把垃圾扔到草坪上，把衣服晾在花园里。我在这儿度过的几天宁谧的田园生活，终于结束了。一天，亚齐兹向大伙宣布（这家伙还真会表演，脸上带着一副既兴奋又哀伤的神情）：一群信仰正统印度教的印度游客，约莫二十人，即将住进丽华大饭店，停留四天。房间不够住，部分客人只好在餐厅打地铺，而我们也只好委屈一些，将就在客厅用餐。我听到这个消息，心直往下沉，谁都安慰不了我。亚齐兹看在眼中，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我们痴痴等待那帮印度游客上门。在我们面前，亚齐兹脸色阴沉，仿佛有人得罪他似的。盼望了好几天，那二十位房客终究没有露面。这下，亚齐兹脸色更加难看了，仿佛全天下的人都对不起他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