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二章 新制度（第2/8页）

在伯耐特先生的经营下，《特立尼达卫报》已经超过了《政府公报》，虽然要赶超《卫报》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它的成功足以使得《特立尼达卫报》的拥有者对报纸的浮夸风格感到尴尬。伯耐特先生已经顶了一段时间的压力了。毕司沃斯先生知道这些，但是他对此没有兴趣，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些压力来自何处。有一些员工开始公开表示轻蔑，把伯耐特先生当作一个无知的人来议论。报社里流传着一个笑话：伯耐特向阿根廷人请求一份副主编的工作，但他的求职信人家根本看不懂。似乎为了对这一切做出反应，伯耐特先生变得更加任性乖张。“让我们面对事实吧，”他说，“西班牙港的社论是不会对西班牙产生什么影响的。他们同样也无法制止希特勒。”《卫报》对战争的反响是设立了一项战士基金：在头版的一个方框里画了十二架飞机，当基金数目增长的时候，这些飞机就被填上颜色。最后，《特立尼达卫报》开始以大标题报道西印度人在英国的板球循环赛，当循环赛被取缔时，《特立尼达卫报》刊登了一幅希特勒的画像，如果把画像剪下来，并按照特定的虚线折叠，画像就变成一头猪。

新年伊始，打击就来了。毕司沃斯先生正和伯耐特先生在一家中餐馆吃午饭，他们坐在其中一个小隔间里，里面有微弱的灯光，没有灯罩的灯泡低低地悬挂下来，长长的电线松松地搭在沾满蝇卵的肮脏的隔间隔板上。伯耐特先生说：“很快要发生一件惊人的事情。我要走了。”他停顿了一下。“被解雇了。”似乎看穿了毕司沃斯先生的心思，他又补充说：“你什么也不用担心。”然后，在短短的时间内他变换了好几种矛盾的心情。他高兴，他压抑，他高兴离开，他不愿意离开，他不想说这个，他说了这个，他不会再提及自己的事情，他提及了自己的事情。他痉挛地吃着东西，抱怨食物的恶劣，似乎食物带给他身体上的伤害。“竹笋？这就是他们的叫法？长到这个地步，在中国都已经是竹子了。”他按响了铃，铃装在墙上一片不规则的圆片中间，脏兮兮的。他们听见铃声在远处一个洞里响起来，伴随着其他铃响、女招待轻快的脚步声和隔壁小间的谈话声。

被打扰的女招待走过来，伯耐特先生说：“竹笋？这简直是竹子。你以为我这里是什么？”他拍着肚子，“造纸厂吗？”

“那只是一小节。”女招待说。

“那是一根竹子。”

他又要了更多的啤酒，女招待咂咂嘴出去了，拉门剧烈地前后摇摆着。

“一小节，”伯耐特先生说，“他们使这听上去就像干草一样。这个该死的屋子就像是牲口棚。我不担心。我还有其他路可走。你也一样。你可以回去画你的广告牌。我走了，你也走。我们一起走。”

他们大笑起来。

毕司沃斯先生回到报社，心潮澎湃。他有滋有味地参与了《特立尼达卫报》最浮夸言论中的一部分。现在，他一想起这些就感到内疚和惊慌。他一直指望自己被叫到一个神秘的房间里，然后被告之他被解雇了。他坐在桌子跟前——虽然他给《特立尼达卫报》写文章，但这桌子根本不能算是他的——倾听着从木匠那边传来的噪音。他第一天来到报社时就听见了这些噪音，从那以后，报社就一直处于修建和修葺工作之中。新闻编辑部的下午到来了。记者们回来了，脱掉外套，打开笔记本，开始打字；一群人聚集在绿色水冷器跟前，然后又散开；桌子边的一些人开始校稿，摊开里页。过去四年多，他一直是这兴奋的事业的一部分。现在，因为等着被解雇，他只有看着人们忙碌。

想到待在办公室里更能增加被解雇的风险，他提前离开了报社，骑车回家。恐惧接踵而来。假使他不得不把孩子们重新送回哈奴曼大宅去，会有人要他们吗？假如图尔斯太太下了逐客令，就像莎玛经常给那些房客发放逐客令一样，他该去哪里呢？他该怎样生活呢？

前面的岁月一片黑暗。

回到家，他调了一杯麦克林恩牌胃药冲剂，脱了衣服，躺在床上读爱比克泰德。

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并没有人解雇他。最后，伯耐特先生要离开了。毕司沃斯先生想做出点姿态，表示他的感激和同情，但是他什么也没有想出来。毕竟伯耐特先生走了，而他留下了。《特立尼达卫报》在社会版上报道了伯耐特先生的离职。报纸上还刊登了一张刻薄的照片，照片上伯耐特先生拘谨地穿了一身晚礼服，在照相机的闪光灯下瞪着小眼睛，嘴上叼了一根雪茄，似乎是为了营造喜剧效果。报道说他很遗憾离开报社，他不得不接受在美国的一份工作，在特立尼达以及担任《特立尼达卫报》编辑期间，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将非常愿意看见两者的进步，他认为当地新闻业的水平“惊人的高超”。关于伯耐特先生所谓的其他出路，则是由别的报纸披露的。他们说一个由舞蹈者、表演在火上行走的人，舞蛇人和一个可以躺在钉床上的人组成的印度人剧团将和本地一家报纸的前任编辑伯耐特先生一起去美国。大标题是《马戏团继续前进》。

《特立尼达卫报》开始了新制度。伯耐特先生离开之后的第二天，编辑室里张贴的海报上面写着“不求出名，但求正确”，“新闻不是观点”和“是事实吗？不是，就砍掉”，以及“检查，不然就住口”。毕司沃斯先生觉得这一切都是专门攻击他的，其中的奇谈怪论让他害怕。整个报社都陷入低调，所有人的脸上都表情郑重，无论是升职的人还是贬职的人。伯耐特先生的新闻编辑成了副编辑。他最著名的记者被分散到各个部门。一个去了“今日安排、疾病和天气”版，一个去了船务版，一个去了社会版上的“戴安娜日记”栏目，还有一个去了“分类广告”版，毕司沃斯先生加入了“法庭短讯”。

“写作？”他对莎玛说，“我可不把那称之为写作。那更像是填表格。某人X，年龄多少岁，昨天由于做某事而被Y先生罚款几许。起诉通过。将要选择自己的辩护律师，X如是说。地方法官，通过判决，如是说。”

但是莎玛赞同新的体制。她说：“这将教会你更尊重别人和事实。”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但是我一点也不惊讶，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让他们等着瞧吧。新体制，嗯。就等着风水轮流转吧。”

毕司沃斯先生只对莎玛说了报社的变动。在报社，从来没有人讨论这个话题。从前在伯耐特先生跟前的红人都互相回避，而且为了避嫌，也不和别人交往。虽然报社除了张贴的海报之外，没有其他指示，但是所有的人，只要是新的职责允许他们写作，都改变了写作的风格。他们用完整的句子和复杂的大词长篇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