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二章 新制度（第3/8页）

不久指令就下来了，写在一本叫作《新闻记者准则》的小册子里。为了表现新权威的高高在上和严格，有一天早晨，未经任何解释，每一张桌子上都出现了这本小册子，在小册子的右上角写着记者的名字，名字后面是“先生”二字。

“他今天一定起了个大早。”毕司沃斯先生对莎玛说。

小册子里面包括了对语言、衣着、行为举止的要求，每一页的页脚都有一句标语。在首页上印着“最优秀的新闻是最公正的新闻”，引号表明这句话自有渊源，而且诙谐机智。封底写着：“不歪曲事实地报道。”

“不歪曲事实地报道，”毕司沃斯先生对莎玛说，“这就是那个狗娘养的现在干的事情，你知道，浪费大量的薪金干这个。还弄出这些标语来。新闻记者准则。准则！”

几天之后，他回家时说：“你猜怎么着？主编现在连撒尿都有自己的厕位，你懂的。‘对不起。我得去撒尿了——一个人。’多少年了，每个人都在同一个地方撒尿。怎么了？他吃了道得肾药，撒蓝尿还是怎么着？”

莎玛的账本更加频繁地记录着麦克林恩胃药冲剂，而且总是写着全称。

“走着瞧，”毕司沃斯先生说，“每个人都会离开的。没有人会忍受这样的待遇，我跟你说。”

“那你什么时候离开？”莎玛问。

更糟的还在后面。

“我不知道，”他说，“我猜他们就是想要吓唬我。从今往后我要……从今往后……你听听那个狗娘养的人用的什么词：从今往后，我每天下午要在西班牙港的公墓度过。把那本黄色的书递给我。那本《新闻记者准则》！让我看看。有没有关于葬礼的规定？上帝！该死的，他们连这个也写进去了！‘《特立尼达卫报》的记者在这样的场合下应当严肃着装，即身着黑色西装。’黑色西装！那人大概不知道我还有妻子和四个孩子吧。他一定觉得他每两周付给我一大笔钱。‘无论是举止还是着装，记者都不能冒犯哀悼的人，因为这将使报社失去良好信誉。每个记者都应当记住他代表的是《特立尼达卫报》。他应该让别人信任。记者不得经常拼错姓名，拼错姓名将冒犯别人。报道必须提及所有的安排和装饰，但是记者在调查这一切的时候应该运用自己的判别能力。忽略某人的装饰也不啻是对此人的大不敬。询问一个获得英帝国勋章的军官是否是英帝国勋章获得者等同于冒犯。在这种情况之下，最好将此人认为是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在直系亲属之后，所有哀悼者的姓名都必须按照字母顺序排列。’

“天！天！这是什么狗屁玩意，到坟墓上跳舞吗？你知道，我能把这殡葬栏目搞得有声有色。昨日殡葬。掘墓人作。就发表在‘今日安排’旁边。或者在‘疾病版’旁边。大标题是：前进，前进，死亡。这么着怎么样？加一张寡妇在坟前痛哭流涕的照片。然后再加一张寡妇听过遗嘱之后哈哈大笑的照片。标题是：‘笑了，X太太？我们也这样认为。只要有遗嘱，世上无难事。’两张照片并排摆着。”

同时，他还是借债买了一套黑色的斜纹哔叽西装。每天下午，当阿南德沿着拉贝罗斯公墓的外墙去乳品店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通常都在公墓里面，神情肃穆地在墓碑之间穿行，小心翼翼地询问着姓名和装饰。他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抱怨胃里不舒服。

“资本主义的狗屁报纸，”他开始说，“又是一份资本主义的狗屁报纸。”

阿南德提及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报纸上。

“我高兴得要死。”毕司沃斯先生说。

连着四个星期六，他被派去采访一些无足轻重的板球比赛，只是为了得到比赛最后得分。板球比赛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但是他明白这样的分配是对他再改造的一部分，于是他骑车从一场四等比赛赶到另一场四等比赛，抄写着他不明所以的比赛记录符号和评分结果，在树下的球员们对他的到来感到意外和受宠若惊，只有这个时候，他才能享受一刻短暂的尊敬。大部分比赛五点半就结束了，而想要在同一时间赶到所有比赛场地是不可能的。有时候当他赶到一个赛场的时候，那里已经空无一人。然后他就要去寻找秘书，就要骑行更远的路。这样，常常破坏了整个星期六的下午和傍晚，常常连星期天也被毁了，因为他搜集的很多比赛评分结果根本没有被印在报纸上。

他开始模仿理想学校简介上的遣词。“我可以以笔谋生。”他说，“让他们去吧。让他们再逼我试试。”那个时候个人自办的杂志开始流行，几乎都是印度人自己经营的。“我要创办我自己的杂志，”毕司沃斯先生说，“我要和贝赛瑟一样，自己卖杂志。他告诉我，他卖他的杂志就像卖热蛋糕一样快。像热蛋糕一样，伙计。”

他在家里放弃了自己的专制，开始不断提及《特立尼达卫报》不同的员工的名字，莎玛和孩子们都耳熟能详了。他时不时地纵容一些小小的反抗。

“阿南德，你去上学的时候在咖啡馆替我给《特立尼达卫报》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今天不想去工作了。”

“你干吗不自己打电话？你知道我不喜欢打电话的。”

“不是你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的，孩子。”

“你想让我告诉他们说你今天就是不想去上班吗？”

“告诉他们我病了。感冒，头痛，发烧。你懂的。”

阿南德离开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就会说：“让他们解雇我。该死的，就让他们解雇我好了。以为我在乎？我就等着他们解雇我呢。”

“是的，”莎玛说，“你就等着让他们解雇你呢。”

但是，他小心地间隔着他不去上班的日子。

那些下午在人行道上玩板球、晚上在路灯下聊天的孩子们和年轻人很不欢迎他。他从窗户上冲他们叫嚷，因为他的西服，他的工作，他住的房屋，他和奥华德的关系，以及他在警察局的影响，他们都害怕他。有时候，他故意卖弄地到咖啡馆里给当地的警官打电话，那是他在春风得意时结交上的。于是下午，在玩球的人的怒目而视和嘀咕声中，他兴高采烈地穿着他那身为了不得罪吊丧者的严肃的西装，骑车去参加丧礼。

他阅读政治书籍。他从书上学来的词语只能对自己说或用在莎玛身上。这些书同时披露了一种又一种的不幸和不公正，使他益发觉得无助和孤独。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他开始阅读狄更斯的小说以安慰自己。他很快就把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和场景转换到身边的人和地方上。在狄更斯的怪异笔风之中，他害怕的和令他痛苦的一切都显得可笑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他的愤懑、轻蔑变得毫无必要，让他有力量去忍受他一天中最艰难的时刻：早晨起来穿衣打扮，那本来是每天一个人肯定自我的事情，而对他来说几乎像是一种牺牲。他和阿南德一起读狄更斯的书，虽然狄更斯的书给他的另一个乐趣，是让阿南德抄写并学习书中一些晦涩词汇的含义，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表示他的严格和训练阿南德。他说：“我不想让你像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