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3/4页）

“给他吧，亲爱的萨瓦斯，”她恳求说，“上帝会报答你的。”她把刀叉交叉放在盘子上，好奇地问：“他需要多少？”

“二百比索。”堂萨瓦斯不动声色地说。

“二百比索！”

“你想想看！”

对堂萨瓦斯来说，礼拜一和礼拜天刚好颠倒了。礼拜天最忙，礼拜一下午却闲得没事。他在办公室里一待就是几个钟头，坐在电风扇前尽情地打盹。与此同时，他家牧场里的牲口在长个、长膘、下崽。然而今天下午，他的心一刻也静不下来。

“天太热了。”妻子说。

堂萨瓦斯暗淡的眸子里闪过一丝被激怒的光芒。这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木制的旧办公桌，四把皮椅子，屋角堆放着马具。百叶窗关着，屋内的空气温吞吞的，有点憋闷。

“也许是吧，”他说，“十月份从来没这么热过。”

“十五年前，天也是这么热，闹过一次地震，”妻子说，“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堂萨瓦斯心不在焉地说，“你知道，我什么也记不住。此外，”他没好气地说，“今天下午我也不想谈这些倒霉事。”

他合上眼，胳臂交叉起来，放在肚皮上，假装睡觉。“要是卡米查埃尔来了，”他喃喃地说，“告诉他，我不在。”妻子本想再求求情，一看他不答理，脸色都变了。

“你真不是个好东西。”她说。

堂萨瓦斯没再言语。妻子悄悄地离开办公室，关纱门的时候也没有弄出一点响动。堂萨瓦斯又睡着了，一直睡到黄昏。等他睁开眼一看，只见镇长坐在一旁，等他醒来，他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

“像您这样身份的人，”中尉喜眉笑眼地说，“可不该敞着门睡觉啊。”

堂萨瓦斯惊愕了一下，不过脸上没有显露出来。“对您来说，我家的大门永远是开着的。”他伸手要按电铃，镇长摆了摆手，没让他按。

“不要点儿咖啡吗？”堂萨瓦斯问。

“先不要，”镇长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好像在想念着什么，“您睡觉的时候，这里一切都很好，就像其他镇上一样。”

堂萨瓦斯用手指揉揉眼皮。

“几点了？”

镇长看了看表。“快五点了。”他说。然后，他在安乐椅上换了个姿势，悄悄地把话拉入正题。

“咱们谈谈，好吗？”

“我想，”堂萨瓦斯说，“我也干不了别的事了。”

“也没什么可干的，”镇长说，“说来说去，这件事对谁都不是个秘密。”他还是那样从容不迫，言谈举止十分自然。

“请您告诉我，堂萨瓦斯，自从蒙铁尔寡妇答应把牲口卖给您起，您究竟弄过来多少头了？又给多少头重新打上烙印了？”

堂萨瓦斯耸了耸肩。

“我一点数也没有。”

“您一定记得，”镇长用肯定的口气说，“这种事有一个名称。”

“盗窃牲畜。”堂萨瓦斯说。

“是的，”镇长肯定道，“比如说，”他不动声色地继续说，“三天内您拉走了二百头牲口。”

“但愿如此。”堂萨瓦斯说。

“好吧，就算二百头，”镇长说，“您知道有什么规定吗？每头牲口政府要抽五十比索的税。”

“四十。”

“五十。”

堂萨瓦斯只好不吭气了。他靠在弹簧椅的靠背上，转动着手指上那只镶着光滑的黑宝石的戒指，眼睛仿佛盯住一盘象棋。

镇长用冷酷无情的目光打量着他。“可是这一次，事情到此还不算完，”他接着说，“从现在起，何塞·蒙铁尔留下的全部牲口，无论在什么地方的，全部归镇政府保护。”他等了一会儿，看见对方没有反应，又解释说：

“您已经知道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完全疯了。”

“卡米查埃尔呢？”

“卡米查埃尔，”镇长说，“两小时以前被看管起来了。”

听到这儿，堂萨瓦斯看了他一眼，流露出一副既佩服又惊讶的表情。他感到内心涌起一阵抑制不住的狂笑，猛地把肥胖笨重的身躯扑到办公桌上。

“妙极了，中尉，”他说，“照您看，这算得上一场美梦吧！”

黄昏的时候，希拉尔多大夫觉得许多往事又重现了。广场上的杏树又落满了灰尘。又一个冬天过去了，但冬天悄悄的脚步声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安赫尔神父散步回来，正好看见大夫往诊所的门锁上捅钥匙。

“您瞧，大夫，”神父笑呵呵地说，“连开门也需要上帝帮忙。”

“有盏灯帮忙也行啊。”大夫笑着回说。

他把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一下，才回过身来和安赫尔神父说话。他忽然发现，在暮霭中，神父沉着脸，面色通红。“请等一等，神父，”他说，“我看您的肝恐怕不太好。”说着，他拉住神父的胳臂。

“是吗？”

大夫打开门灯，端详着神父的脸。他对神父的关怀不仅是出于医生的职业感，更多的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大夫推开纱门，打开诊所的灯。

“我给您检查一下，神父，这五分钟时间不会白花的，”他说，“看看血压怎么样。”

安赫尔神父本来有急事。大夫一坚持，他只好走进诊所，挽起袖子准备量血压。

“要说我那会儿，”神父说，“可没见过这些玩意儿。”

希拉尔多大夫把椅子放在他跟前，坐下来给他量血压。

“眼下才是您的好时候呢，神父，”他笑着说，“千万别错过。”

大夫两眼盯住血压计的水银柱，神父用好奇的目光环视着这间屋子，病人一进诊室，往往就变成这样痴痴呆呆的。墙上挂着一张已经发了黄的证书；一张小女孩的画像，脸庞本来是红扑扑的，现在一边面颊被虫蛀了，变成蓝色；还有一幅医生从死神手里抢救一个裸体女人的画像；屋子最里面有一张白色的铁床，后面有一个药柜，里头放满了贴着商标的药瓶。窗子旁边是一个放医疗器械的玻璃柜，还有两个装满书籍的书柜。屋里弥漫着各种各样的气味，属非饮用酒精的味道最呛鼻子。

量完血压，希拉尔多大夫脸上没有露出任何表情。

“这屋里缺一张圣像。”安赫尔神父嘟嘟哝哝地说。

大夫朝四面墙上溜了一眼。“不只是我这儿，”他说，“镇上也缺圣像。”说罢，他把血压计放进一个皮盒里，使劲拉上拉链，又说:

“告诉您吧，神父，血压正常。”

“我早就料到了。”堂区神父说。然后，他又有气无力地加上一句：“比起往年来，今年十月我觉得最舒服了。”

神父慢腾腾地把衣袖放下来。他身上那件法袍四边缝了又缝，脚上穿着一双破旧的鞋，两只手很粗糙，指甲黢黑，像是被火烧焦了似的。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看出他的真正处境：他这个人穷得没法再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