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巴嫩的玫瑰花(第2/6页)

“是啊,”布朗特说,“就是的。”然后他又讲开了,他的身体微微倾向火光,手中握着半空的酒杯。

几乎每个下午他都沿着大堤向北走,从同一地点出发再到同一地点停下。他取道比尔街码头那圆滑的鹅卵石堆成的陡坡,沿堤下行,一路过去,攀上悬崖抵达巴特里炮台。这是一处小小的公园,有着人工修整的草地、人行道和花坛;沿着悬崖还有低矮的石头护墙,其上点缀着写满名字的小铜碑,从碑与碑之间的缝隙向外看,可见火门塞着的、锈迹斑斑的大炮正阴沉地守卫着下面的河面。在这儿他站住脚,浏览那安静无声、锈蚀了的大炮,那小心堆放的弹药金字塔,还有那朴素(但也绚美)的小铜碑,从其中一个小碑上他还读到了他现在叫的名字。在悬崖的下方横陈着火车道,卵石堆成的大堤斜坡,还有那往来稀疏的破旧的汽轮。那些轮船被拽进破旧的码头,载上粗陋而微薄的货物,将其发往交通不便的目的地,这些目的地在风景上几乎不着痕迹,在任何地图上也难觅其名字。船只沿堤停靠,船身垢痕重重、锈迹斑驳,船尾突出部和轮箱之间有四英尺大的褪色字母表示着夸大其词的船名。机车和普通火车二十小时可达芝加哥,十小时可达新奥尔良,它们呼啸着来往的身影对轮船形成了嘲讽。他常常站在矮墙那儿,现在河几乎看不到了,河被某物给遮住了。那里三十年前还是个浅滩,一个几乎未露出水面的沙洲,如今已是一个小岛了。岛上长着原生的柳树,在柳间掩映着拽到或漂到岸上的流浪者的船屋,还有沙上的名副其实堆起来的房舍,但河身被遮得几乎看不见了。一八六二、一八六三年的时候,联邦军的船只在河上穿行,用鹦鹉牌榴弹炮对着悬崖开火,直到把这城池攻陷;后来南方联邦的人在河上再夺取船只,也沿着河上上下下,反过来也用同样的“鹦鹉”对着阴森、永久、健忘的悬崖开火。那悬崖是以一个消亡了的民族命名的。

布朗特继承了医业,就像律师承袭父业一样。这职业使他经常悠闲地到那些体面、富有的家庭去出诊,那里老妇人们终因懒惰和丰盛的食物而生出意外。她们已比他的父亲长命,她们中的一些人也会比他活得还要久。她们在闷热的房间里接待他,在那里七十年代的精致而厚重的胡桃木家具在跳跃的火光里熠熠闪亮,在那里他自己也像个老太太。他们常谈到儿子、女儿,说起青年女子协会和志愿者卫队。后者是个半军事化的组织,其中有军队军官的基本编制,还有一个头衔由选举产生的社会等级体系,最高一级是军旗班长,这职位布朗特已连任了十四年。一八五九年,五十一名年轻的单身汉创立了这个组织,同年十二月他们举办了第一场舞会。一八六〇年它变成了国民警卫队的一个单位,那年的舞会上男士们便穿上了带有骑兵队黄色条纹标志的蓝色军服,会员人数也增至一百零四人。一八六一年第三次舞会时,男士穿着灰色军装,他们新发的帆布背包堆在一间化妆室里,车站上已停了一列火车等着半夜时分将他们载往弗吉尼亚。是夜,国民警卫队操练厅挤满了人,不仅有跳舞的人,还有年长的客人、父母和亲戚。大厅后部乐队平台上方的联邦的旗帜已被扯下,只剩下无言的钉子坚守原地,取而代之的是人们还不十分熟悉的新旗;旗下人影绰绰,灰色军服、闪亮的女裙、扇子还有披肩在汇合,在旋转。十一点半,音乐——三把小提琴、两把吉他、一支黑人们吹奏的单簧管——停了下来。少校,美利坚合众国军队的前任少校,进行清场。男士们沿墙排成单列,少校站在排头,隔着空荡荡的地板正与年长的客人们相望。少校的军装与其他男士的没有区别,他没配军徽,只不过多了一条猩红的饰带和一把军刀,此刻他正靠在那军刀上。女孩子们、新来的舞伴们远在大厅的另一头,他们聚在一块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群体。这屋房顶高耸,寒意阵阵,阴气森森,墙上成排地装着临时的烛架和油灯。少校开始发言。

“你们中的很多人已经走了,我不是跟他们说话;你们中的许多人将会计划要走,我也不是跟他们说话;然而有些人就得走了,而且相信夏天时战事便会结束,我对他们有话要说。”他的声音不大,但在这形如洞穴的房间里显得清楚而洪亮。屋外已下起了雪,虽说雪片飞扬,但无一不化在耙过的、沉厚而冰冷的泥土中了。“你们听说过弗吉尼亚,但你们有些人没见过它;你们听说过华盛顿、纽约,但从没见过它们。”在这洞穴般的寂静中,在人们紧张的心情和期待中,他的声音让人觉得浑厚、响亮而又空洞,仿佛是只掉到铁桶里的蜜蜂在折腾。“……由美国南部邦联总统授权……”

他们欢呼起来,客人们、长辈们还有妇人们的尖细嗓音混在一起。同样没有言词的呼喊将为许多战役所消损,终变得声微而气弱;但又必将比战争本身延续的时间要长久:这喊声将被老兵们、老兵和死难者的儿子们带着越过密西西比州向西传去,这喊声虽时常被疾驰的马蹄和枪声打断,却可直达边境小镇上那烟尘纷扬的广场。欢呼声未落,乐声又起,是那种仿佛为高原的风笛而作的尖声细气的调门,节奏又快,并不适于舞蹈。这时,观众们看到先前聚在大厅一端的女孩子正有序地移向那灰色的队列。穿着光闪闪的优雅的裙裳,她们走动时看着像一组倒放着的花瓶。她们先是遮住那灰色队列,一边前行,一边一个个亲吻他们;当那灰色队列再次进入眼帘时,可见每人的束腰外衣上都别上了一朵玫瑰花,红艳艳如枪伤一般。起先一阵,秩序井然,后来灰衣和女裙开始混合,难解难分,混杂中传来女孩子们受惊的尖叫,那叫声并不怎么像佯装出来的,也不含多少恐惧在里面。屋内各处人们开始随着欢快的小提琴、吉他和单簧管的乐声歌唱:

愿我正在棉田之乡

纯良的种子植在河边的沙地上

四处观赏,观赏,观赏

观赏观赏迪克西这地方

少校没有动,他靠在军刀上看着客人,看着平民和那穿着黑礼服的青年男子。“现在,孩子们,”他问,“哪个想在圣诞节前朝波托马克河啐上一口唾沫?”

“露易丝·兰道夫是那夜在那里的女孩子之一,”布朗特说,“她是一连吻了一百零四个男人的女孩子之一。她坐着辆热砖铺砌的沾满污泥的马车——一路上还得不时停下来用他们,我指的是黑鬼们,随身带的松木生火给砖头加热——大老远从密西西比州赶来,亲吻了一百零四个男人,只为了能送给查利·戈登一朵红玫瑰。祖父的模样我不怎么记得了,但我曾听祖母讲过露易丝·兰道夫的事情。也许因为祖母自己就是镇上的著名美人,也许因为即使她们活到九十也不会意识到:一个妇人拥有和失去美丽的外在形体就如同人们冲往和散离繁忙火车站的电话亭一样,各人的姿态和听见的铃声都没有什么不同。不管怎么说,当她们自己成了著名美人时,她们就可宽容,几乎是无私地对待其他妇人。她对我说了祖父怎么讲述的有关查利·戈登如何如何的故事。在她要来的前两天,他带着一名黑童仆和一头骡子也从密西西比州北上赶到镇里。马车该到的那天,从天色微明,一定是从天色微明起——骡子就靠在路边,黑童仆蹲在它一旁被十二月的雨淋得瑟瑟发抖,他拿着的花却裹在油布披风里;那花有院子里的扫帚那么大,可能是从私人的地下温室里砍来的、借来的或者花大钱买来的;在灌木丛那边,沿路过去一点的地方,查利·戈登本人也待在雨中,也许从破晓时分就等啊等,一旦马车出现便骑骡迎上去,光着的头,衬衫、外套都湿漉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