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巴嫩的玫瑰花（第4/6页）

“‘太太出事了，’女黑奴讲。她见母亲正在厨房，睡衣上罩着个斗篷，浑身泥水，头发耷拉在发烧的脸上，神志不清。黑奴们找着她时，她正在花园里要挖坑，身旁搁着裹在被子里的银质咖啡具。三夜之后，她死于肺炎。雨就一直没停；在雨中他们把她葬在祖坟里。

“那个冬天老下雨。我记得祖父曾讲过那个冬天：枪声，密集而单调的枪声从河边炮群传来，随后北方佬部队进了城，并在夜间骑马上街巡逻。密西西比州的北方佬一定多如牛毛。也就是从那时起，她开始在她的印花布口袋里装了把小手枪。那时候，她已回到婆婆这里了。后来，又差不多是夏天了，一天晚上，一匹坐骑和一辆马车进了家。她的公公骑在马上，她丈夫坐在马车里的谷皮垫褥上。他身体虚弱但正恢复；六个月以后，他又离去，参加了范·多恩的骑兵队。公公早已走了，参加到布拉格的部队，现已被俘，正关在石头岛监狱里。再一次两个女人孤守着这房舍，现在从厨房和各住地传来的黑奴的说话声也更少了。黑奴们一个接一个地在夜晚开溜，跑到城里去了；男男女女们游荡在联邦部队的厨房和营房里，男的在等待那四十亩田和骡子；女的，她们的欲望和需求更简单也更迫切，不要等待就能得到满足。

“第二年，兰出世了。没有大夫她们也照样挺过来了，不过当夜婆婆去厨房温水时，从楼梯上摔了下来，从此再也不能下床。家中还剩一个老的男黑奴和两个女黑奴。但据他们所知，公公还待在石头岛监狱。范·多恩骑兵队杀进霍利斯普林斯并焚烧了格兰特将军的军需品仓库，但就在同时，一天夜晚，查利·戈登死了，被射下了马。在一个鸡棚附近，兰对我讲的。不管怎样，那时黑糊糊的，地方狭窄，人也匆忙，当时他们背后是红彤彤的天空，他们所处的狭小庭院里满是脱缰的惊马和急匆匆的人流。我猜他们正在抢掠鸡棚呢。后来有人用猎枪近距离直对着他们开了火。

“兰大了，能留心，能记事了。或许只是他如此声称而已，事情可能是黑奴们后来告诉他的。他说他母亲不跟他透任何风声。他说他跟她也不怎么讲话，因为他怕她，怕问她。他长大记事时，还有三个黑奴留下没走，他们也一样怕她。就是他们，而不是他的母亲，给他讲了那当过石头岛囚犯的祖父。祖母自兰出世那夜摔倒在楼梯上就没能离开过房间，最后终老在那房里。她去世近一年的时候，南军投降也几乎一年了，他祖父回家来了。他是走回来的。黑奴们说他看来像个鬼似的，体质衰弱，没有头发，没有牙齿，还一点也不愿说话。黑人们不得不像对付小狗、小猫、小孩一样，跟着他清理地板和地毯。他在家待了两年，跟谁也不说话，闭口不谈停战后那一年他去了哪里，并且不肯脱衣上床睡觉。一天早上，兰的母亲正在厨房用什么东西凑合着给他弄婴儿吃的羹，来了一个女黑奴。‘老爷没了。’黑奴说。

“‘你是说，死了？’他母亲问；黑奴们告诉他，她甚至连搅羹的手都没停一下。

“‘不哩，是没影了。昂克·奥斯一大早就找他哩，就是没谁找得着。’

“那就是兰所谓记得的事。同样他还告诉我，他曾躺在篱笆阴凉的角落，而他母亲穿着口袋里装着小手枪的印花衣，头戴印花太阳帽，身子不碰篱笆，双臂交叉站在那里看一黑奴犁地。‘当她在场时，他还是犁得很快，’兰说。或者，在一口正滚开的大锅的背风处，他裹着床被子被放在结冰的地面上，他的母亲正搅着锅水，而三个黑奴则在剥皮、清洗一头猪。后来有一天——他可搞不清战争与和平，也不晓得实际的和明确的日期——他了解到他母亲口袋里的小手枪不见了，而且已失踪有些时候了。‘它就是没影了。’她告诉我。‘好像它不再有用处了。我知道北方佬来过一回，但即使是黑奴也不愿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当你长大成了男子汉，到了可以听这事的时候，叫她自己讲给你听，他们跟我说。但他们晓得我明白自己将永不会成为那样的男子汉，所以我就没法知道发生了什么。也许她开枪打死了他或他们，而黑人们则把他们埋在了牧场里。我只知道小手枪不见了，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的，好像是最终不再需要了吧。’

“明摆着的事嘛，”布朗特说着，喝了一口酒。睡椅上的妇人没动也没睁眼。“当北方佬巡逻队或一个侦察兵来到那里，发现只有一个白人妇女、一个婴儿，还有三名惊恐的黑奴，可会发生什么呢……我希望她没朝他开枪。想想看：一个北方佬，一个北方佬啊，居然给露易丝·兰道夫毙掉了。有此殊荣的那只手，曾供给男人，男人们成瓶成瓶的上好威士忌；那只手四年之前还从不曾往火上添过一根柴。

“兰离家时十五岁。她（还是瘦瘦的，坚实得跟钉子似的，也许晒黑了点，还穿着同样的印花衣，用他记忆中的同样眼神越过篱笆，看黑奴犁地）教会了他读书写字，仅此而已。他坐在一辆大车上离开了家。那车由一辆散了架的轻便马车的前部制成，由一头骡子拉着。因老车夫已去世，一个女黑奴赶着车把他送到岔路口的店里。从那里他开始步行，尽量求搭便车，来到了县城火车站。他带着一件家织的衬衫，一把黑色猪毛粘制的牙刷，还用装发酵粉的罐子盛了一听自制肥皂粉裹在手帕里。以前他从没见过城镇，也没见过铁路。他坐着一个闷罐车到孟菲斯来，十六个小时没吃饭，没见光亮和其他东西；他甚至不敢问这车是否开往孟菲斯。十二个月后他写信给母亲说他攒了二百美元，她现在可以到他这里来了。她回信说她不来。离家两年后，他回乡探亲，那时他有了一千美元。故土没有变化：还是墙皮剥落的宽大房子，以往正规的草坪上还残存着模糊的花坛的痕迹；依然有两个黑人妇女；他母亲（外表上她一天也没变老）还穿着同样的印花衣，看着篱笆那边的黑童仆赶着骡子犁地，犁的速度还是很快。有七年他没再见她。后来他结了婚，成了银行的出纳，有了自己的房子。他见她还保持着他离家时的老样子，她再一次拒绝来孟菲斯，甚至连看一看都不肯。‘我不喜欢城市。’她说。这以后他大概每两三年见她一面，毕竟他成了银行行长之类的人物，也有了一儿一女，他老婆也正着眼于青年女子协会或国民警卫队。每回他去看她，她变化极小：都穿着相同的印花布。可房子却日渐衰破了。虽则当时他已是百万富翁，但她只让他对房子稍加修整，而不许他大兴土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