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基督徒的行为（第4/16页）

再讲一点我就可以结束本节。新约中有一段谈到人都应当做工，原因是，这样“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慈善，即周济穷人是基督教道德的一个基本部分，从上帝区分“绵羊与山羊”那个可怕的比喻中我们看到，人是得永生还是下地狱似乎都取决于它。今天有人说慈善不应当存在，我们不应当周济穷人，而应当努力营造一个不存在穷人、不需要周济的社会。他们说我们应当营造一个这样的社会也许很对，但是若有人因此认为我们现在就可以不周济穷人，那就与整个基督教道德分道扬镳了。我相信一个人无法确定周济的数目，唯一可靠的准则恐怕是：给予的要超过能够匀出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舒适品、奢侈品、娱乐活动上的花费达到了同等收入之人的普通水平，我们捐赠的可能就太少。如果行善丝毫没有让我们感到拮据，没有给我们带来丝毫妨碍，我们捐赠的就太少。应该有一些我们想做，但因为行善而无法做到的事。我现在说的是一般的“慈善”，你自己的亲友、邻居、员工具体的窘迫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上帝迫使你关注的）要求你捐赠的可能要多得多，甚至会严重影响、危及到你自己的生活。对于很多人来说，行善的主要障碍不在于奢侈的生活或想赚更多的钱的欲望，而在于恐惧，对生活失去保障的恐惧。我们应当常常视之为诱惑。有时候骄傲也会妨碍我们去行善，我们忍不住想要炫耀自己的慷慨，在有些花费上（如，小费、请客）超支，而在那些真正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身上付出的却不足。

在结束本节之前，我想冒昧地猜测一下这部分对读者产生的影响。我想，有些“左翼”的读者可能因为我没有讲得更深入而深感不满，持相反观点的人则可能因为我讲得过火而十分生气。果真如我猜测，我们就正好遇到绘制基督教社会蓝图过程中面临的真正困难：在讨论社会道德时，我们并非真心想了解基督教的观点，只是希望从基督教中寻求对自己派别的观点的支持。基督教原本是要给我们一个主人或法官，我们却在它那里寻找盟友。我也一样，这部分的有些内容我原先也想把它省略掉。所以，我们若不从远处讲起，兜一个很大的圈子，这样的讲话便起不到任何效果。没有大多数人真心的渴望，基督教社会不会到来；不变成彻底的基督徒，就不会有真心的渴望。我可以重复“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句话，一直重复到声嘶力竭，但是不爱人如己便不能将它真正付诸行动，不学会爱上帝便不能学会爱人如己，不学会遵守上帝的诫命便不能学会爱上帝。所以，正如我前面告诫你的，我们被一步步逼到需要考虑更内在的东西——从考虑社会问题到考虑宗教问题的地步。因为最长的弯路也是最近的归途。

道德与精神分析

我已经说过，除非大多数人都成为基督徒，否则便不会有基督教的社会。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进行任何社会改良，直等到遥远的将来理想时机的到来。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同时开始两项工作：（1）看看如何将“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具体运用到现代社会中去；（2）做那种掌握了方法就切实去运用的人。下面我要开始考虑基督教对好人的看法，即基督教对人这台机器所定下的规格。

在讨论具体细节之前，我想谈两个大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既然基督教宣称自己是让人类这台机器恢复正常的一种方法，我想，你也许想知道它与另外一种方法，即精神分析法（这种方法似乎作过类似的宣称）之间的联系。

你需要明确区分两点：一是精神分析学家实际的医学理论及方法，二是弗洛伊德及其他人加于这些理论和方法之上的笼统的哲学世界观。后者，即弗洛伊德的哲学，与另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荣格是直接冲突的。此外，当弗洛伊德谈如何治疗精神病患者时，他是自己所在研究领域的专家，但是当他进一步谈笼统的哲学时，他是外行。所以，明智的做法是，在一个领域尊重他、倾听他的意见，在另外一个领域却不。我就是这样做的，现在更愿意这样做，因为我发现，当他离开自己的领域，改而谈另外一个我有所了解的领域（即语言）时，他表现出极度的无知。但是，除弗洛伊德及其他人添加的哲学内容外，精神分析本身与基督教毫无冲突，它的方法在有些地方与基督教道德重合，每个人都了解一点精神分析法没有坏处。但是，它与基督教道德不是一直都沿着同样的路线，二者从事的是不同的工作。

人作道德选择时涉及到两点：一是选择的行动；二是他的心理装备向他提供的各种感觉、冲动等，即选择所使用的原材料。原材料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正常的，包括人人都具有的那类感觉；另一种可能包括极不自然的感觉，这些感觉来自潜意识中出现的问题。例如，对真正危险的东西感到恐惧属于第一种，对猫或蜘蛛毫无理由的恐惧、男人对男人的反常的渴慕则属第二种。精神分析学的工作是要除去这些不正常的感觉，也就是说，要给人的选择行动提供更好的原材料，而道德只关心选择的行动本身。

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明这个问题。假定有三个人去作战。一个人对危险怀有常人所有的那份自然的恐惧，通过道德的努力他战胜了这份恐惧，成为一位勇士。假定另外两个人因为潜意识中出现的问题夸大了对危险的恐惧，使之变得不合情理，任何道德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假如来了一位精神分析学家，他治愈了两人的心理疾病，也就是说，将两人恢复到与第一个人同样的心理状态。这时，精神分析学就退出，道德问题开始出现，因为这两个人既然已经恢复，就可能走截然不同的两条路。第一个人可能说：“谢天谢地，我终于摆脱了那些恐惧，现在总算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为国尽忠了。”但是，另外一位可能说：“我真高兴自己在炮火之下也能保持适当的冷静了。当然，我还是决定要先照顾好自己，尽可能让那个家伙去冒险，这点不会改变。不再像以前那样恐惧有一点好处，我可以更加集中精力照顾自己，而且可以把这点掩饰得更好，不让别人发觉。”这两个人的区别纯粹在于道德，精神分析学对此无能为力。无论你如何改进这个人的原材料，仍然还有其他东西在发挥作用，那就是这个人在提供给他的原材料的基础上自由作出的实际选择——将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前还是最后。道德唯一关心的就是这种自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