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章（第5/17页）

我记得，就是这“宿命”一词不久前曾给了我异样的感受。高中毕业的典礼结束后，我随原是海军大将的校长去皇宫谨表谢忱。在车内，那两眼眼屎、满脸愁容的老人批评我应征时执意当一名普通士兵而没有申报特别干部候补生，并坚持说我的身体根本不能适应列兵生活。

“我有思想准备。”

“你不了解才这么说。不过，现在报名期已过，后悔也晚了。这也是你‘命中注定’[原此为英语，下同]的哟。”

他宿命一词的英语发音带有明治时代的味儿。

“我的什么？”

我问。

“‘命中注定’。这也是你‘命中注定’的。”

——他以生怕被人以为是婆心的、显露出老人特有的羞耻的漠然的口吻，单调地重复了一遍。

我以前在草野家也肯定见过那弹琴的少女，可是，清教徒式的草野家完全不同于额田家，他的三个妹妹总是腼腆一笑马上躲在一边去了。草野入伍的时间一天天临近，我们二人交替着相互访问依依惜别。对于他的妹妹来说，那琴声把我弄成了一个木头人。自从听了那声音，像是听说了她的什么秘密似的，我再也不能正面瞧她或主动上前搭话。她偶尔出来送茶，我眼前看到的，只是那轻盈而敏捷摆动的双腿。或许是因为裙裤和裤子的流行而使女人的腿难得一见？这双腿的美着实让我感动。

——这般写来，人们认为我从她的腿上获取了肉感也没有办法。其实不是。我已再三声明，关于异性的肉感我完全没有一定之见。那极佳的佐证就是：我丝毫没有想看女人****的欲望。然而，我是认真思考爱女人的。每当那让人生厌的疲劳战局了我的心并开始干扰我追求这“认真思考”时，我便以为自己是个理智占上风的人而喜不自禁，我把自己冷漠的不长久的性情比成了男人玩腻女人后的情绪。我以此甚至一并满足了自己意欲装作大人般的买弄。在我的内心，之中心理活动的程序已经固定下来，就像丢进一角硬币马上可以吐出糖块的点心铺的糖果机一样。

我以为男人不带任何欲望也可以爱女人。这大概是历史进入人类社会以来最不着边际的企图。我自己不仅意识不到这一点，而且要当一个（说大话是我的秉性，乞谅。）传播爱之教义的哥白尼。我因此理所当然地信奉起柏拉图式的观念来。看上去可能与我前面讲的有矛盾，但我是由衷地名副其实地纯粹地信奉它的。我所信奉的，或许不是其对象而是其纯粹性吧？我发誓所要忠诚的，不就是这纯粹性吗？这是后话。

有时候我之所以显得不相信柏拉图式的观念，那是因为我的头脑总爱向我所缺乏的肉感这一观念倾斜，还因为我那人为的疲劳总想装出一副大人样而获得病态的满足。就是说，它源于我的不安。

战争的最后一年，我21岁。新年伊始，我们学校被动员到M市附近的N飞机制造厂。十分之八的人当工人，余下的身体虚弱者干事务性工作。我属于后者。可是在去年的体检中，我被宣布通过了第二乙种兵。我担心，或今天或明天入伍通知就要来到。

仅仅横穿厂区也要花费半个小时的大型工厂，坐落在黄尘飞扬的荒凉的土地上，驱动着数千工人运转不停。我也是其中的一员，4409号，临时工牌953。这家大工厂建立在不计较资金回收的神秘的生产经费之上，向巨大的虚无做出奉献。每天早晨念念有词的神秘宣誓也事出有因。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不可思议的工厂。现代的科学技术、现代的管理方式、众多优秀头脑的精密合理的思维统统献给了一个东西——“死亡”。这家专为特攻队生产零式战斗机的工厂，就像一种自身鸣动、呻吟、泣叫、怒吼的黑暗宗教。如果没有某些宗教式的夸张，就不可能有如此庞大的机构；我觉得，甚至连董事们大饱私囊也带有宗教色彩。

有一次，空袭警报的报警器把这邪恶宗教的黑色弥撒的时刻告知了人们。

办公室里一片紧张，什么“情报是咋说的？”之类的土话全跑了出来。这房间里没有收音机。所长办公室的女事务员跑来紧急报告：敌机有好几个编队。忙乱之中，扩音器里的沙哑声发出了妇女、学生以及国民学校的儿童迅速隐蔽的命令。救护人员各处奔走向人们分发印有“止血时分”的红色标签。如果负了伤，止血时就把时间写到这标签上，然后别在胸前。报警器响后还不到10分钟，扩音器里又传出了“全体隐蔽”的通知。

事务员们怀抱着重要的文件箱奔向地下的金库，藏好后又都争先恐后地跑上地面，加入到已经非跑穿越了广场的、戴着钢盔缠着防空头巾的人群之中。人潮正向大门奔流。大门外面，是光秃秃的黄色荒原。七八百米开外的小山丘处的松林里，挖下了无数的堑壕。尘土飞扬之中，分为两路的、无言的、心急火燎的、盲目的群众，朝向总之不是“死亡”的，即使它是容易坍塌的红土小洞也总之不是“死亡”的物体，奔跑而去。

我休息日偶然回家，夜间11点接到了入伍通知。电文要我2月15日报到。

像我这样瘦弱的人在城市并不少见。于是，父亲出主意说，若在原籍农村参加体检，这弱不经风的样子更显眼些，也许当兵的事能得意幸免。因此，我在原籍的H县参加了体检。尽管我当时没能把农村青年易如反掌连举十次的草米袋提到胸部使得体检官哑然失笑，可记过仍然达到了第二乙种兵标准，如今又接到了通知不得不参加由农村人组成的粗野部队。母亲悲痛哭泣，父亲垂头丧气。通知到了手上，我也觉得晦气，可同时又希望自己壮烈死去。所以，想通了，认为怎么着都无所谓。只是在工厂患的感冒到了火车上发作起来，待踏上了祖父破产后已无寸土的故乡，到达亲密的熟人家时，高烧烧得我竟不能站立了。由于那家的细心照料，特别是大量服用的退烧药发挥了威力，我基本上是雄赳赳地跨入了营门。

一时被药镇住的烧重新抬了头。入伍体检，人要被剥得像野兽一样精光，我手足无措连打了好多喷嚏。黄毛小军医错把我支气管的咕咕声当成诊音，另外加上我关于病情的心口胡说，于是误诊成立，我还因此被查了血沉。我被命令即日回家，病名是：肺浸润。

一出营门，我撒腿就跑。荒凉的冬天的山坡通向下方的村庄。就像在那家飞机制造厂一样，我的腿，向着那总之不是“死亡”的东西、向着那总之不是“死亡”的方向奔去。

……我躲避着从夜行列车窗玻璃的破口吹进的风，忍受着恶寒和头痛的折磨。“你要去哪里？”我问自己。难道要回因父亲的优柔寡断还没有疏散的提心吊胆的东京的家？要回笼罩着我家的、幽暗的不安密布的城市？要回到瞪大家畜一样的眼睛，主动搭讪相互问候“没事吧？没事吧？”的百姓中？或是要回到尽是患有肺病的大学生那没有丝毫抵抗表情聚集在一起的飞机制造厂的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