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第3/5页）

这样，尽管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些温和的主张，而“高可视性”其实真正能让人不被看见——不管是中午在梅西百货商店的橱窗，还是在为白人至高无上而献祭的仪式上，被熊熊火炬或闪光灯照耀的时候。有了这种认识，鉴于种族暴力的持续和法律保护的缺位，我不禁问我自己，除了大笑，不知还有别的什么能支撑坚持下去的决心？这种笑里面隐藏着一丝欣欢，只是我不曾感到，不过这种笑声是否比大发雷霆要好呢？这是一种秘而不宣、苦苦得来的智慧，也许它能够帮助一名辛勤奋斗着的非裔美国作家，获得一种有效的策略，更好地来表达他的想象力吧？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主意，不过这种带有布鲁斯音调的笑声的余音里，我发现自己受感染而有了这样一种心态：突然间，我觉得不管是时事、记忆还是工艺制品都开始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模糊、但是十分有趣的新视角。

在无形性的发言人发出干扰之前不久，我在附近佛蒙特村看到一张关于“汤姆秀”的海报；“汤姆秀”指的是早已被人遗忘的、根据斯陀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一种由白人扮演黑人的歌舞剧。我想这是一种成为过去的娱乐了，但是在安静的北边小村庄，它依旧鲜活而有生命：名叫伊莱扎的女孩在冰面上拼命逃跑，滑倒又爬起来——那是二次大战之际——为了逃脱奴隶主猎犬的追捕……哦，我逃到山上/去那儿躲藏/小山叫喊着/无处能躲藏/无处能躲藏/在这儿山上！

不，诚如威廉·福克纳坚持认为，这不是人们都以为的过往历史，而是鲜活现实的一部分。这在悄悄地、执拗地，甚至富有技巧地刺激着观众和被观赏的景象，刺激着物品的制作、人们的言谈举止和社会氛围；它持续不断地发声，即便无人愿意倾听。

因此，当我倾听时，曾经一度模糊的事物，变得清晰了，这是一些古怪的、不期而遇的事情。正像海报使我想起，一个国家以道德为借口，所呈现出的那种坚韧性，假如采用服饰等外部标识来包装种族老习俗，那么即便最痛苦的悲剧经验，也会轻而易举地演绎成为白人扮演黑人的闹剧。即便是随意得到的朋友或熟人的信息，也会变作慢慢形成的暗示模式。我们的主角，这对混血夫妇，那妻子的爷爷，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佛蒙特人，在南北战争中做过将军，这对海报的出现增加了新的看点。老照片、顺口溜、谜语、儿童游戏、教堂祈祷、大学仪式、恶作剧、政治活动等等的细节，是战前我在哈莱姆观察到的——一切都被有条不紊地记录了下来。我在《纽约邮报》上对一九四三年的动乱做了报道，早些时候还鼓动释放安吉洛·赫恩登和斯科茨伯勒的男孩们，跟随小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示威游行，在他的努力下，取消了一二五大街商店里的种族隔离；同时参加了封锁第五大道、抗议德国和意大利在西班牙内战里所扮演的角色的斗争。一切事情，任何事情都成了我小说的有用素材。有一些素材大声说出，“这里就用我吧。”而有些事实却有点扑朔迷离。

我忽然想起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打开了一只橡皮泥做的大盆子，是南方一个美术馆赠送给一位残疾的雕塑家朋友的；我发现里面包裹着一组油腻腻的塑像，它们是按照矗立在波士顿广场、圣戈登纪念碑上罗伯特·古尔德·肖上校以及他所属马萨诸塞第五十四黑人步兵团战士的形象塑成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得如此表面化，不过，也许这是在提醒我，因为我正在写小说，有意无意地收集黑人和白人友好相处的形象资料，要我尽量想方设法回顾亨利·詹姆斯的兄弟维尔基，他以前曾和一帮黑人弟兄并肩作战；肖上校的尸骨也跟士兵们的尸体一起埋在了沟里。也许，它还在提醒我，战争可以跟艺术一起，被改造成远比表面的暴力更深刻、意义更深远的东西……

不管怎样，现在看来，这种无形性的声音源自美国复杂的地底深处。我得最后去寻找这种声音的主人，多荒唐不可思议呀，他竟然（颇费一番周折找到）住在一个废弃的地窖里。当然，搜寻的过程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不过这就是一部酝酿过程中的小说，由内到外，由主观到客观这样一个过程，以及它丰富的内涵和超现实的内核……

即便如此，我还是更想闭上耳朵，继续写我中断了的小说，但是就像许多作家一样，碰到了康拉德所说的“破坏性的因素”，我依然我行我素，进入超感受性状态；这是一个小说作家难以回避的糟糕情况，即便已经出现了创作过程中最朦胧的情感苗头。因为他马上知道，这种无序的零星印象，可以成为想入非非的念头所馈赠的意外礼物，如果观察得当，可以提供构思过程中思如泉涌所需的材料。另一方面，它们也会将你击垮，把你埋在举棋不定的流沙之中。为了避免写成又一部所谓反对种族歧视的小说，我正在兴致勃勃进行人性比较研究，我想任何有价值的小说都应该写这个题材；而这种声音看起来好像正引领我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当我在倾听这嘲讽的笑声时，我盘算着哪一类人可以用这种口气说话，我想他必须是一位有过美国地底下社会经历的人，但必须给人以稍有些讥讽、但不是愤怒的印象。他将是一位布鲁斯风调、嘲笑创伤的人，而且将自己融入控诉人类境况不公的行动之中。我喜欢这个想法，我在设想他应该是怎样的发言人的时候，终于把他跟正在进行的冲突、悲剧和喜剧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也就是我们这些人打自放弃重建以来所花精力的指归。经过苦苦劝导，要他稍加暴露一些自身，我弄明白了，他无疑是个“人物”，而且是双重意义上的人物。我同时也注意到他很年轻，手中没有权力（想想那个时期黑人领袖们经受的困难），但有决心做好领导人的角色，也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角色。反正我也没有失去什么，就权当给自己提供一个成功或失败的广阔平台，虽然相隔遥远，我还是把他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地下人》的讲述人联系起来，这样我开始构思小说的情节变化，而他呢，开始考虑我们共同关心的小说形式问题，以及由多元性文学传统带来的一些问题，我本人也是源自这一传统的。

诸多问题之一是，为什么非裔美国人小说的多数主角（不要说由白人写的小说里的黑人角色），没有一点文化修养。他们的形象常常出现在社会斗争非常激烈的场合，在最为极端的人类困境中苦苦挣扎，却很少能说出自身受煎熬的原委。并不是许多能干的个人真的不善辞令，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太多的例外，他们不能给敏锐的小说家提供很好的实例。即便他们在现实里不存在，但是为了有利于小说的表达和提供人类潜力的实例，我们很有必要去创造他们。亨利·詹姆斯曾经就笔下“超敏感”的角色教导我们，那些人物用他们受过教育、上流社会的方式，来体现美国社会良知的美德。这种理想的人物在我生活的世界里难以寻觅，但是谁都不知道，这个社会里，许多东西都是不被知晓、不曾记录的。另一方面，我觉得一个美国小说家一直存在的挑战，就是要用雄辩去武装他的不善言辞的人物、场景和社会进程。因为只有做这样的尝试，他才能真正以美国艺术家的身份完成自己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