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第4/5页）

由此可见，艺术和民主的利益在此是一致的，培养和造就自觉的、善于表达的公民是我们这个民主社会的既定目标，创造自觉而又能表达自己的人物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创立响当当的创作机构所需要的；通过这些机构，才能实现小说创作形式的有机统一性。作家通过把意思加之于不同的美国生活经验，寻求创造种种形式，让里面的行为、场景和人物不仅仅只是为直接的自我说话；实现这个目标，作家切实掌握语言尤为重要。因为受到命运的嘲弄（尽管还有种族问题），人类的想象力是一样的——影响民主进程的离心力的作用也是如此。虽然说，小说仅仅是象征性行动的一个形式，一个“假如”的游戏，不过里面确实有它的真正功能和影响发生变化的潜在功能。但是从最严格意义上说，正如政治可以发挥它最大功能一样，小说对人类的理想实现也是一种推动力。经过一个微妙的对世界事物否定的过程，它慢慢接近了这种理想；而这一切事物，都是以人为的正面事物复合体的形式出现的。

假如，实现政治平等的理想要我们逃避现实的话——这是一直这样在做的——仍然存在建立一个理想的民主制度的虚构憧憬；在这种民主制度里，要求现实跟理想结合，给我们提供一系列表现事态的形式：无论身居高位或地位卑贱，黑人和白人，北方人和南方人，土生土长的和外来移民，一起都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卓越的真理，什么是真正的希望——就像马克·吐温把哈克和吉姆放在了同一只筏子上那样所体现出的希望。

这个情节暗示我，一部小说可以变成一只充满希望、洞察力和娱乐之筏，帮我们在上头漂浮，绕过障碍和漩涡，摇摇摆摆地朝着或远离理想的民主目标前进。当然，小说还有别的目标。然而，我还记得，在早些时候，共和国建国之初，大家都认为，每个个体公民都有可能成为（或应该有准备成为）总统。因为，民主制度不仅被看做个人的集体，也如W.H.奥登界定的，政治能人的集体，依靠我们引以为荣的普及教育制度，这些能人可以准备好治理它。诚如事情的结果那样，这种可能性有点靠不住——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就像最近一位种花生的农民和一位电影演员所提供的例子证实的那样。

不过，即便对非洲裔美国人来说，他们暂时还抱有希望，因为在重建时期，华盛顿也有黑人当上议员的。我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将政治可能性的比较谨慎的观点（我开始写这部小说不久，A.菲利普·伦道夫威胁敬爱的罗斯福总统，要在华盛顿举行示威，反对向黑人开放军事工业），不恰当地限制了我们的小说家，凭想象去描述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既存在于非裔美国人的人格上，同时也存在于受限制的美国社会结构上。我的使命是超越这些限制。诚如马克·吐温所证明那样，小说可以当做治疗政治弊端的一剂开心良药。现在，甚至自一九四五年至今，非洲裔美国人在跟环境作斗争时，屡屡败下阵来，谁也不知原因何在；像贝尔兔和他更有文学修养的弟兄们（这些悲剧和喜剧的英雄），不应该被允许从压制他们的力量中，去抢夺自觉意识的胜利。因此，我应该塑造一位既能做又能想的叙述者；在此，我看到一种有主见的能力，它是克服盲目追求自由的前提。

因此，我的任务是，怎样揭示人类潜在于苦难中的普遍因素，不管他们是黑人还是美国人；我把它看做表达我对可能性的个人观点，也把它看做对付纯粹修辞学的挑战；这些挑战有关跨越种族、宗教、阶级、肤色和地区等障碍——这些障碍包括许多设计好并继续起作用的区分策略，用以避免不然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对黑人和白人和睦相处这个现实的自然认识。然而，为了驳斥全国性拒绝接受共同人性的倾向，而这种人性，是我的人物和那些碰巧读到过他经历的人所共同拥有的；我觉得有必要给他某种世界观，给他一种能够提出严肃的哲学问题的自觉性，给他拥有能够表现我们祖国语言丰富性的词汇，编织一个故事情节，让他跟美国的各个类型、在社会各个层面服务的人相沟通。最为重要的是，我认为有必要把种族的成见，看做社会进程和前进的既成事实，把读者接受虚构的真理能力当作赌注，揭开社会成见想要掩盖的那种人性的复杂性。

然而，有人以为，所有写作过程都十分严肃，这种观点实属误导。因为，事实上，写作的过程充满极大乐趣。我知道我在编织一部小说，一种文艺的形式，人们允许我利用小说的功能讲真话或是说谎话，这就是非裔美国人的民间对畸形小说的称谓。我曾一度在理发馆工作，那里各色口头文艺形式层出不穷，我因此知道我既可以利用小说的文化丰富性，也可利用民间故事的文化丰富性来写故事；因为对自己的水平没有把握，我要随时改变对素材的处理方法，正像一名爵士歌手，用一阵子流星雨般暴发那样瞬息万变的速度，来处理他的音乐题材。当我意识到开场白里的有些词，同时包孕了开头和结尾里出现的词汇幼芽，我自由自在地享受着事件和人物在脑海里纷至沓来时带给的那种惊喜。

确实有许多惊喜。在这本书完成之前的五年，弗兰克·泰勒给我第一本书的出版合同，他将其中一节带给了西里尔·康纳利看，他是英语杂志《地平线》的编辑，后来这一节发表在一期献给美国艺术的专刊上。这标志着第一节小说的刊出时间；不久之后，它被登载于一九四八年、如今已停办的《年度杂志》上——这一情况引起学者对出版的版权时间，即到底是一九四七还是一九四八年的争论。全书的确切出版时间是在一九五二年。

这些惊喜，有鼓舞人心的，也有令人沮丧的，因为在初尝胜利的喜悦之后，我担心的是，这单独的一节包含了大混战的场面，也许是小说里唯一让读者感兴趣的部分。我一直坚持写了下去，直到后来跟我的编辑艾伯特·厄斯金合作默契和愉快为止。其余部分，诚如常言所说，都是历史。我的最大愿望是，卖出更多的书，不致让出版社亏本，再者，不要让编辑的劳动付诸东流。但是，诚如我一开头说的，这始终是一本最随意、最自发的小说，这句话已经被这里的事实所证明；难以相信，时隔长长的三十年之后，我竟然又一次动笔为它写点什么了。

拉尔夫·艾里森，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