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第3/4页）

我不知道是醒着，还是在做梦。四周静极了，但我肯定曾经有过响声，而且肯定是从房间那一头传来的。这时她在我身旁发出一声轻叹。奇怪。我的思潮翻腾。一头公牛把我从矮栗树林里追逐出来。我跑上一座小山，整座山在上下起伏。我听到了声响，抬头一看，一个男人在过道的昏暗灯光下站着，眼睛直瞪瞪地望着我，既不感兴趣，也不显出惊异。脸上毫无表情，只是瞪着双眼，呼吸也平平稳稳。接着我听到她在我身边挪了一下。

“哦，哈啰，亲爱的，”她的声音仿佛从远处传来。“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啊，”他说。“早点叫醒我，我还有很多事要干呢。”

“我会记住的，亲爱的，”她睡眼惺忪地说。“好好休息……”

“明儿见，你也好好休息吧，”他说道，发出一声短促的干笑声。

门关了。我在黑暗里躺了一会儿，呼吸很急促。奇怪，我伸出手去碰了碰她，没有回答。我俯在她身上，感到她的气息喷在我脸上，既温暖又清香。我本想流连不去：一件宝物冒险到手，可惜为时已晚，而此刻将永远失去——我想细细体验一下这种辛酸味。可是她仿佛一直没有醒来过，仿佛如果此刻醒来，她将尖声大叫大嚷。我匆匆从床上溜下寻找衣服，虽然四周一片黑魆魆的，我的眼睛却始终盯着那曾经出现过亮光的地方。我瞎摸一阵，找到一只椅子，一只空椅子。我的衣服到哪儿去了？真傻！我怎么会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我赤裸着身体在暗中摸去，找到了放衣服的椅子，急急忙忙穿好后就溜了出去，仅在门口停了停，借着过道里微弱的光线往后看了一眼。她睡在那儿，没有叹息声，也没有笑容，一个正在做梦的美人，一只象牙色手臂伸在墨黑的头发上面。我关上了门，心怦怦乱跳，经过过道时，生怕遇见那个男人来拦住我，可能是几个男人，也可能一大群人。接着我就下了楼。

大楼静悄悄的，门厅里守门人在打盹，上浆的外套领口由于一呼一吸在脸颏下面被压弯了，满头的白发上没戴帽子。我走到街上时，身上出了汗，走路摇摇晃晃，心中仍然拿不准那个人是真遇见了，还是在梦中的幻觉？有没有可能我见到了他，而他却没见到我？还有，如果他见到了我，他一声不吭是什么原因？是由于见多识广，还是因为生活放荡，还是因为教养过深？我匆匆在街上行走，每走一步，焦虑就增加一分。他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为什么没认出我，没咒我？为什么不动手打我？或者至少应该对她发火吧？如果他想考验我是如何对这种压力作出反应的，那又怎么办？不管怎样，我们的敌人会就此大做文章，对我们猛烈攻击的。我一面走，一面痛苦得直流汗。干吗他们非得在每件事里面都搅上女人不可呢？在我们和世界上我们要变革的一切事物之间他们放上一个女人：不管在社会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都是如此。干吗，他妈的，干吗他们打定主意要把阶级斗争和屁股斗争搅在一起，这么一来，我们，他们——一切人类的动机，不都被辱没了？

第二天整天我疲劳不堪，忐忑不安地等待事情败露，现在我拿准是有一个人站在门口，此人手持公文包往门里张望过，但是并没有露出他看见我的神色。这个人的口气像是个满不在乎的丈夫，听起来像是兄弟会某个重要成员——我太熟悉他了，我怎么会想不起他是谁呢，简直把我急疯了。我一碰也没碰堆在我面前的工作。电话铃每响一次，我就害怕一次。我拿起塔普的脚镣拨弄着。

如果他们四点钟前不打电话来，我就得救了，我对自己说。可是仍然没有迹象，甚至没有电话来叫我开会，终于我拨了她的电话号码。她的声音听上去很高兴，乐呵呵的，但是很谨慎；她没提昨晚的事，也没提那男人。听到她平静而高兴的声音，我感到尴尬，也不好意思提了。也许那些阅历深广、有教养的人物就是这样的？也许那个人在，但是他们之间有个默契：这女人享有充分的权利。

我愿意回去继续讨论吗？她想知道。

“当然愿意，”我说。

“哦，兄弟，”她说。

我挂上了电话，松了一口气，但仍然有些忧虑，因为我没法摆脱我在一场考验中失败了这个想法。在下一周里，我一直捉摸不透这件事，甚至感到更加迷惑，因为我拿不准我的处境究竟如何。我设法寻找杰克兄弟以及别人和我的关系中有没有任何变化，可是看不出什么。而且即使有什么变化，我也无法知道它的确切含义，因为可能那是与我主管的事情有关的。我还处于有罪和无罪之间，因此他们的态度仍是一模一样。我的神经经常处于紧张状态，我脸上表情生硬、含糊，慢慢有点像杰克兄弟和其他领袖脸上的那种表情了。后来我让自己放松点；工作总得干起来，我得采取等待策略。同时虽然我做了错事，心中七上八下的，我却学会了忘记自己是个孤独的、有罪过的黑人兄弟，反而信心十足地大步跨进一间满是白人的屋子。昂着头，脸上微笑并不过分，伸出手去紧紧地、热情地和别人握手。同时将高傲和实事求是的谦逊调配得恰到好处，使得人人都很满意。我投身到演讲活动中去，到处维护和伸张妇女的权利；虽然周围都是女人在嗡嗡作响，我小心翼翼地把生物方面和思想方面区分开——这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因为仿佛许多姐妹之间有个默契（她们以为我也接受这种看法）：意识形态只是一块多余的面纱，它把生活中她们真正关注的问题遮掩了。

我发现，每当我出席演说，这地区大部分听众似乎都在期待某种不可名状的东西。我一站在她们面前，这种想法便油然而生，而这跟我将要演说的内容毫不相干。因为我只要和她们一照面，她们的眼睛一扫到我身上，她们就好像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解脱——这不是说放声大笑，或是纵情痛哭，也不是说从任何稳定的、不掺杂的感情中解脱出来。我弄不懂。我犯了过失的心情又回来了。有一次，我正讲了一半，我凝视着满满一屋子的脸庞，心想：她们知道了吗？是不是那个关系？——差一点把我的演说毁了。但是有一点我是肯定的：有些黑人兄弟常常讲故事给她们消遣，次数一多，这些人还没开口，她们就笑了起来；她们对我肯定不是这种态度。不是，是另一种态度。是某种形式的期望，某种等待的情绪，一种希望我能争气的心情；仿佛她们希望我不能只是一个像别人一样的演说者，不是一个只会逗笑的人。有时，似乎出现了某种我的意识还无法理解的事。我扮演的哑剧比我最富表现力的语言还要意味深长。我演了戏，可是又不能理解它，正如我不能解开那个站在门口的人之谜一样。我对自己说，说到底，秘密可能就在你的声音里。在你的声音里，也在她们的愿望里——她们希望在你身上看到的是她们信仰兄弟会的活证明。为了宽慰自己的心情，我不再想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