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之年（第2/7页）
但是在我们搬过来的第二年冬天—我十二岁那年—我的理由改变了，或者说是具体化了。我想解决有关上帝的问题。我一直在读关于中世纪的书，越来越对信仰感兴趣。上帝的存在对我来说一直是有可能的，现在我明确地渴望着他，深受折磨。他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需要确信，需要说明他存在的证据。我去教堂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但是我不能对任何人说。
刮风下雨的星期天，下雪的星期天，喉咙痛的星期天，我都怀着这个不能说出的希望坐在联合教堂；希望上帝，至少对我，会像一道光亮，耀眼和清晰地出现，出现在现代的靠背长凳上；希望他像一片萱草在管风琴下突然开花。我觉得必须严密地藏起这个希望；以热情的声调、语言或手势透露这个希望，会像放屁那样不妥当。在仪式指向上帝的前半部分（布道会以时事问题开始），人们脸上引人注意的那种凝聚力很强的表情，是母亲尤其反对的，她气愤而疑惑，仿佛要一下子站起来，质问所有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在教堂里你从来遇不到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唯一的关键是他赞同什么，或通常他不赞成什么。祝福结束后会有一阵骚动，好像每个人都打呵欠一样舒服地放松下来，虽然实际上没有人打呵欠，人们站起来，愉快而放松，祝贺一般地互致问候。这样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发痒，闷热，沉重和沮丧。
我没想过向任何信徒提出我的问题，甚至牧师麦克劳林先生。那会是无法想象的尴尬。同时我也感到担心。我担心信徒会支支吾吾地维护自己的信仰，或者解释自己的信仰，那对我将是一种挫败。比如，如果麦克劳林先生万一对上帝的理解还不如我切实，那对我即便不是绝对令人气馁的事情，也是相当大的挫败。我宁愿相信他的理解很有把握，也不想去试探。
不过，我的确想过把我的问题带到另一间教堂，圣公会。因为那只钟，因为我好奇另一个教堂里面是什么样子，有什么仪式，圣公会教堂是唯一可以尝试的。自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打算，而是和弗恩一起走到联合教堂的台阶处，在那里我们分开，她要绕道去小礼拜室换上唱诗班的服装。她一走开，我就转身向反方向，走过两倍的路程，去圣公会教堂，回应那只钟的邀请。我进去，希望没有人注意我。
大门外有遮雨门廊，用来挡风。然后是一个又小又冷的入口，地上铺着棕色的席子，赞美诗堆在窗子的壁架上。然后我进到教堂里面。
那里显然没有炉子，门口只有一个小型取暖器，发出家里那种不断的噪音。过道上整个铺着一条同样的棕色席子；不然就只有木头地板了，没有打蜡或油漆，宽宽的木板，有时在脚下会感到震颤。两边各有七八条靠背长凳，就是这样了。两条唱诗班的长椅子和长凳呈直角摆放，一架风琴在一边，讲道坛—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立在另一边，像鸡棚一样。然后是栏杆，一道台阶，接着是一个小小的高坛。高坛的地上铺着旧地毯。一张桌子，一对银烛台，粗呢边的捐款盘，还有十字架，看起来好像是表面覆盖了银纸的纸板，像舞台上的王冠。桌子上方是霍尔曼·亨特《耶稣敲门》的绘画的复制品。我以前没有见过这幅画。上面的耶稣和联合教堂窗子上创造奇迹的耶稣有些细小却非常重要的差别。他看起来更加富丽堂皇，更有悲剧性，他的背景也更阴暗和丰富，更有异教或至少地中海风情。我习惯了主日学校的彩色蜡笔画上他无力的牧羊人形象。
教堂里总共有大约十二个人，包括荷兰修道士、屠夫夫妻和女儿格洛里亚，她上五年级。只有我和格洛里亚是四十岁以下的人。还有一些老年妇女。
我刚好赶上时间。钟声停了，风琴开始弹奏圣歌，牧师从唱诗班前面的侧门进来，那一定和小礼拜室是相通的。唱诗班有三位女士和两名男士。牧师是一个长着圆脑袋，样子很开心的年轻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知道圣公会没有钱来独立支付牧师的费用，是与波特菲尔德和蓝河共同聘请的；他一定是住在这些地方之一。他袍子下穿的是雪靴。
他讲话带英国口音。亲爱的教友们，《圣经》让各个地方的人了解并忏悔我们人类的过失和邪恶……
每条长椅前都有可以跪在上面的木板。大家都悄悄走到前面，迅速打开祈祷书，牧师讲完后，其他人相应说些话。我浏览了从面前的架子上找到的祈祷书，但是找不到他们读的地方，所以就干脆听他们说。过道对面，前一排的座位上，有一个高个子的金发老妇，戴着黑色天鹅绒头巾。她也没有打开祈祷书，她不需要。她笔直地跪着，向空中仰起白垩色的狼一般的侧面—让我想起家里百科全书上一个十字军可恶的肖像侧面—她的声音高过教堂里的其他人，实际上已经主宰了其他声音，让它们接近模糊失真的边缘，她的声音响亮，潮湿，富有旋律，悲哀却令人欢快。
……我们本应该做的事却没有做，却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我们失去了健康，但是，你，主啊，怜悯我们这些悲惨的罪人。主啊，请宽恕他们承认的错误吧。让悔过者重新做人；按照你的诺言，以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之名向人类宣布……
在同一行祷文上，牧师接着继续说，声音纤细、悦耳，虽然有点儿拘谨的英国口音。这种对话不紧不慢地进行，抑扬顿挫，充满信心，将生动的情感蕴含在最优雅的声道中，齐声祷告，最后达到完全的安静平和。
上帝啊，怜悯我们
基督，怜悯我们
主啊，怜悯我们
我从来不知道但总是怀疑的东西，就在这里存在着，那就是所有卫理公会、公理会和长老会教徒已经畏惧地废除的—宗教的戏剧性。从一开始我就非常开心。许多事情都令我满意—跪在硬木板上，起来再跪下，听到耶稣的名字时要对着圣坛点头。我喜欢朗诵信条时那些奇异华丽的连祷；我喜欢偶尔读耶稣（Jesus）的名字时省略最后的“s”，让他听起来更高贵和神秘，像一个圣人或印度神；我喜欢讲道坛上的横幅，丰富、古老又俗套的设计。教堂的贫穷、卑微、简陋和光秃让我满意，还有弥漫着发霉或老鼠的味道，唱诗班有气无力的声音，参加礼拜者的孤立隔绝。如果他们在这里，我感觉，那么很可能是真的。在其他场合显得完全虚伪、没有生命的仪式，在这里却有一种贯彻始终的庄严。那种辞藻的华美和建筑及陈设的贫乏形成强烈的对比。如果我不能感受到上帝，至少我可以感受他昔日的力量，真正的力量，不是他现在在联合教堂拥有的那种力量；我可以记得他模糊的虚构的等级制度，有关节日和圣徒的可爱的发霉的日历。它们都在祈祷书里，是我无意中发现的—圣徒的日子。有人保存它们吗？圣徒的日子让我想到与诸伯利迥然不同的事情—敞开的干草堆，一半用木材搭建的农舍，祈祷钟和蜡烛，雪中的一队修女，修道院回廊的散步，一切都那么安静，一个织锦挂毯的世界，安稳可靠。如果能找到或回想起上帝，一切都将是安全的。那时你就会看到我看见的东西—地板上单调的纹理，平板玻璃窗映出细小的树枝和飞雪的天空—看到创造的事物就要消失的陌生而急切的痛苦。对我来说，显然这是世界存在的唯一方式，世界原本的样子—如果所有原子，原子系，始终安全地在上帝的头脑里急速旋转。在确信这一切之前，人们何以安息，何以呼吸和存在？可他们确实在继续存在，所以他们一定是深信不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