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3/27页）

我母亲很欣赏法拉的母亲，说起她的时候总是怀有敬意，但也带着淡淡的羡慕。有一个悠久的家族传闻说，我母亲曾经迷恋过费尔道斯的丈夫，但我觉得这迷恋真正的原因是，她本能地想获得费尔道斯的胆量和勇气。她走出了我母亲想走却没走的那一步，把平安舒服的日子和亲朋好友们都抛在了身后。这个女人在此前的人生中从没有工作过，一家人的饮食起居都交由仆佣和厨师照料，她几乎一文不名地开始新生活，在异国餐馆做服务员，并且一步步往上爬——她的子女，包括法拉的哥哥哈米德，这个被家人爱着却又不太受家人认可的男性，继承的恰恰都是这种勇气。

这个家族里的女人们凭着各自顽固而独立的方式，最终都出落得又出挑又无畏。法拉的祖母选择做巴哈伊信徒，这是一个被禁止的教派，结果招来了各种迫害；后来马赫纳兹成了一名女权运动者和沙阿[35]政府的第一位妇女事务部长，并有幸被伊朗共和国列入黑名单，成为因“挑战神明”和“传播卖淫”而需被处决的人之一。（后来流亡在外时，尽管伊朗共和国试图让她噤声，马赫纳兹却一如既往地做着她先进而坚定的女权运动战士。）而家里的小幺儿和小宝贝法拉，不只在面对人性残暴时，而且在面对那些更无可避免和无可改变的事情时，都表现出了强大的勇气和毅力，但她自己从不曾真正了解到这些。

我们来自同一个家族和同一段历史，经历了一段平行的人生，但或许我们共有的对美国文学的热情也同样重要。法拉是我的想象共和国里第一个也是最尊贵的公民。当我苦苦盼望并思前想后的时候，她起草了宪法，写下了章程，并记录了历史。我知道自己会是这共和国的文人，但是她激励着我去写，当我怠惰或自满的时候给我鞭策。我知道我想写哈克，在这个电视真人秀和虚伪浮夸的爱国主义的时代，我想捕捉一些他能教我们的关于更真实的美国理想的东西。法拉提醒我，哈克代表的，他体现的，是一系列根植于美国历史的价值观。我们依然在读哈克——美国学生会一次又一次地遇到他——但我们真的在听他想说的话吗？当我要求我华盛顿的学生去阅读他的时候，有些人揶揄地看着我，好像说，“为什么是哈克？他有什么能教我们的东西呢？”

[33]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lan Poe）小说《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的主人公，拥有善恶双面性格。

[34]马吉德·汗（Majid Khan），巴基斯坦板球运动员。

[35]沙阿（Shah），伊朗君主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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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幻想不会成真？整个70年代，我们的学生生涯，法拉和我都活在一个我们想象的美国里面——比起哈克，更像汤姆·索亚，我们把幻想倾注到伊朗和美国当中。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在公民权利和女权运动盛行的那十年里参加了各种政治团体，而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则使之戛然而止。激情年代总容易出一些危险的自鸣得意，因为帮助纠正世界的满足感让人盲目，它代替了最初激发抗议的原因。

那些日子，我感觉我活在两个不同的美国：关于越战，民权和女权运动，尼克松和水门事件的美国，以及我从小说、诗歌、电影、艺术和音乐中发现的邻国：那里有约翰·克特兰、迈尔斯·戴维斯、贾妮斯·乔普林、乔迪·柯林斯[36]、爱德华·霍珀[37]、哈莱姆文艺复兴[38]、马克思兄弟、霍华德·霍克斯、伍迪·艾伦[39]、赫曼·梅尔维尔、弗兰纳里·奥康纳、威廉·福克纳、拉尔夫·埃里森、伊迪丝·华顿、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纳撒尼尔·韦斯特、雷蒙·钱德勒、艾米莉·狄金森、伊丽莎白·毕肖普、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西尔维娅·普拉斯和E.E.卡明斯[40]。他们是我眼中的英雄，在那个我了解并萌生归属感的美国，他们是开国元勋。现实混乱而极端，但小说复杂、似是而非又照亮前路：艺术那整片广袤的陆地和想象，给那个被简化了的情势紧迫、群情激奋的抗议示威的世界注入了分量和实质。

定义了60年代的、小马丁·路德·金和詹姆斯·鲍德温领导的民权运动发生时，我们还太小了，没能参与其中。我们成长在不一样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黑豹党（Black Panthers）、埃尔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和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的时代：更焦躁、更猛烈、更偏意识形态，也更空想化。我参加了抗议游行——我们都参加了——但我的心在另一个美国，在那个我从小说和诗歌里发现的美国。

我有超过十年没见法拉了，而忽然之间，1976年我们在芝加哥参加同一场会议，我们喝着咖啡，讨论着我将要开始的演讲。我们属于伊朗学生联合会的反对派，因为她的团体占据着领导地位，所以她要负责核查我的演讲稿，确保内容涵盖了所有“正确立场”且没有偏离政党路线太远。见面那天我们都非常兴奋，甚至显得深情，尽管我们并没有聊个人的事情，也没有聊那么多年前我们在德黑兰告别之后相互都经历了什么。对于法拉来说，伊朗学生运动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它成了家，成了避难所，这种状态是我永远没有达到的。

法拉十岁的时候动身去美国，如今我们在芝加哥见面，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造成了我们现在的距离？在一份以许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为基础的对她生活的记录里——她的姐姐马赫纳兹在她1994年出版的《流亡的女人》（Women in Exile）中公开了这些采访——法拉提到自己在美国上高中时是多么孤独。“我永远不够清瘦，我的头发永远不够直，我的外表永远不够接近流行的标准，而标准，即便他们强调对于各地不尽相同，却总要严格把关。”所以，她说：“我弹钢琴，听古典音乐，读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同时茫然无措。”

这么长时间她只回过一次伊朗，就一个夏天，那时她感受到一种注定的归属感。“当意识到这里就是家时，我莫名地觉得得救了，”她这样告诉马赫纳兹，“这里发生了什么对我来说很重要。”在那样的对归属感的渴望中，她将做出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她想要的是哈克·费恩所逃离的——一个舒适的、确定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