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4/27页）

她在夏天结束之后回到加利福尼亚时，被伊朗学生运动吸引进去，原因不过是渴望再次捕捉这种归属感。尽管还是个孩子时她便离开了伊朗，但是伊朗活动者们将她接纳为自己人。他们的聚会感觉像个“俱乐部”；第一次，她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朋友网，在此之上她的生活得以构建。“最初吸引我进入这个协会的更多是朋友情谊而非政治事业，”她告诉马赫纳兹，“对政治事业的热情是很久以后才产生的。”

法拉从不会半途而废。一旦她决心从事这种运动，她就会把所有疑虑搁在一边。她召集集会，去参加长长的游行，在隆冬加入了芝加哥伊朗领事馆前的四十八小时静坐。她还跟一帮朋友一起把自己绑到了自由女神像前来抗议沙阿。当她爱上法拉马兹时，所有这些活动都变得更加光辉，而且莫名地更加正义，法拉马兹是一位受欢迎的学生领袖，英俊而魅力非凡，他比她大几岁。这就是那些年男人引诱你的方式，如果不是用大麻和迷幻药，那就是跟你讨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拉和我都不仅出于一种正义感而加入学生运动，而且因为我们在学生运动中找到了一种跟以前的家的联系。然而，法拉在团队里感到一种认同感，这种感觉我从来没在任何政治或意识形态组织中体会到过。吐温、詹姆斯和豪威尔斯[41]属于私密的世界；我在夜深人静时才读他们。

那十年，各种“恶行”和各式反叛一时间遍地开花，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嬉皮士、女权主义者、民权活动者、越南老兵，甚至印度教克利须那派教徒都一并出现了。我们会唱关于乔·希尔的歌，反复吟唱尼尔·杨的“不要让它打倒你”，行政办公楼会被我们和“花童”以及黑豹党或革命党成员一起占领，这两个党，一个为和平，一个为战争。当有些抗议者和游行者变得有攻击性，其他人就会飞跑着穿过草坪，挤占像俄克拉何马的诺曼这种小镇的电影院，而我可能恰好在那儿研究电影《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我第一次对哈克的反叛个性有了模糊印象，更多的是因为文学上的发现而不是政治上的。从查尔斯·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到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的《小爵爷》，孤儿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文学的固定角色。这狭隘残忍的世界里，一个孤独贫穷的孤儿不断遭遇不幸，主人公一路颠簸，只在结尾才找到一个富有的亲人或者温暖的家作为嘉奖，这样的故事曾经，或许现在依然富有魅力。尽管在这糟糕的世界里曾经发生了许多糟糕的事，但只要结局美满就好了，我们就觉得舒坦了。

但眼前是这样一个孤儿，他不但没有找到一个家，而且最抗拒的恰是家这个概念，一旦有一个家出现，他就逃开。这，在我看来，展露了哈克贝利·费恩先生身上的许多东西。的确，没有错，从严格意义上讲，他并非真正的孤儿——他的父亲在书的一部分章节中是活着的——但小锡德里克·埃罗尔[42]也可以说是这样，那个穿着天鹅绒的方特勒罗伊小爵爷，她的母亲温柔地跟着他到了英国。而且这两者是孤儿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我第一次跟艾尔科宁教授提起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似乎对此很感兴趣，他鼓励我就这个主题写一篇论文，但是，跟许多其他的项目一样，这篇论文和我的热情因为一些看似更要紧的事情被我很快地忘掉了。但我从没完全忘记孤儿哈克，也从没忘记，对他逃离人群的奖励与惩罚，都是一种永久的没有家的状态。

也许，我的行动主义和我对文学的热爱存在着一种关联。吸引我参加非法运动的是歌声和那种激昂的情绪。然而，法拉无比认真——她从内心里远没有我古怪，她比我务实多了。她完成革命目标的方式，是遵守一个勤奋学生的规矩，用谨慎小心的实践风格去做事，正如她找工作养活自己和她年幼的两个孩子所遵循的实践风格一样。她的疑问比我少得多，她很忠诚，无论是对团体还是对她挚爱的法拉马兹。

她会这样描述她和法拉马兹的恋情：一种“同志情谊、爱情和尊重”。但在我们私下里的偷闲时刻，她说的是激情——他教会她如何去爱；他让她见到了全新的自己，并且，或许是第一次，她真的赞同自己所见的。即便追问和怀疑的时刻来临，她最终与运动疏远，她也是断了意识形态上的联系却保留着个人忠诚的极少的几个人之一，她拒绝背弃曾经最先给了她归属感的人们。

这种忠诚是有代价的，有时展现这种忠诚会让人陷入一种可笑的境地。马赫纳兹大笑着描述一次她去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时，她把来看她的法拉留在车里的情形。马赫纳兹回来时，发现法拉正在想法儿说服她的豪车司机参加革命事业。“我跟她一起做简历的时候，我一直在跟她说，”马赫纳兹很久之后告诉我，“把你自己绑到自由女神像前不是对一份工作最好的自荐事例。”

二十年后，我们三个都成了在华盛顿的流亡者，聚在一起时会笑着数落我们做的傻事。我们曾回想，这是多么讽刺啊，我这个不消停的、不合群的、疯疯癫癫的“文学人类”，竟比法拉过着更稳定的生活，而法拉，尽管不时会冲动地处理问题，但她才曾经是个实用主义者啊。每一次她努力想创建一个她称为家园、宿命、政治或她自身隐藏的冲动的空间时，平安就会远远地离开她。

有时候，当实用主义者相信些什么，笃定地相信着，却又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时候，他们会比梦想家更容易产生幻觉；而我们梦想家对于梦醒了幻想破灭后该如何挺过去则更有经验。原来，法拉对美国的幻觉和幻想根本比不上她对伊朗抱有的那些，然而对她而言，没有比那个她最初叫作家的地方更加危险的了。

[36]约翰·克特兰（John Coltrane），萨克斯管演奏家；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es），指挥家、小号演奏家；贾妮斯·乔普林（Janis Joplin），摇滚女歌手、布鲁斯歌手；乔迪·柯林斯（Judy Collins），美国民谣歌手。

[37]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美国绘画大师。

[38]哈莱姆文艺复兴（the Harlem Renaissance），又称黑人文艺复兴或新黑人运动，20世纪20年代到经济危机爆发这十年间美国纽约黑人聚居区哈莱姆的黑人作家所发动的一种文学运动。领导者为本书题献页之后那首诗歌的作者兰斯顿·休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