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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不这么易碎，尤其是仿制品。”

西尔弗目光犀利地盯着我。“我甚至愿意告诉您我在哪儿买的这件青铜器，那是一家州立博物馆淘汰掉的赝品。没有比我更诚实的人了吧？”

我不置可否。西尔弗摇了摇头。“好吧，”他说，“您很有韧劲儿，我喜欢。我再给您提个建议：您付五十美元，可以拿走这件青铜器。一周后您可以把它还给我，我把您的钱退给您，或是您留下它。这办法如何？”

我迅速盘算。我不知道能否百分之百地相信自己的判断，中国青铜器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我也不知道西尔弗的诺言是真是假。但我必须冒些风险，而这笔买卖是个从天而降的机会。我在美国不能试着从洗盘子干起，那需要劳动许可，而我没有。即便警察没有逮住我，工会的人也会告发我。

“可以。”我边说边掏出自己那瘪瘪的钱包。

我曾藏身的那家布鲁塞尔博物馆，青铜器藏品非常丰富。晚上闭馆后，馆长允许我夜间走出斗室。不许我开灯，也不能出现在窗前，但我可以去厕所或是摸黑在馆内转悠。早晨清洁女工到来之前，我又得把自己关回斗室。这种暗中进行的艺术教育是一种奇特而充满孤独和恐惧的过程。起初，我躲在窗帘后面凝视大街，就像我在埃利斯岛呆望纽约那样。当我在士兵和平民中发现了穿党卫军制服的人后，就再也不敢往街上看了。为了尽量忘掉自己的处境，我开始在夜间研究起身边的绘画与艺术藏品。战前，我在巴黎为路德维希·佐默打过杂，那段时间使我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我本人在德国的大学里学过两个学期的艺术史，后来曾想做记者。流亡后当记者是没门了，我哪门语言都没有好到可以用它来写作。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我强迫自己在万籁俱寂、漆黑恐怖的夜间，在博物馆空旷而充满回声的走廊中尽量对艺术产生浓烈的兴趣。我知道继续呆望大街自己就毁了，我得有所作为。首先吸引我的，是中国青铜器，我试着在明亮的月夜研究它们。它们像玉石或浅绿、浅蓝的丝绸般散发着一种幽光，上面的铜锈也因光线不同而发生变化。在那几个月中，我学会了必须长时间审视这些物件，直到它们开始诉说自己的历史。我在绝望中学习和了解它们，只是为了战胜自己的恐惧。很长一段时间，我这样做都不外乎是一种人为的自我逃避，直到某天夜里——是夜，半月洒下青光，春季风暴强劲吹拂——我突然发现自己首次把逃亡的事忘到九霄云外，并且一时间竟与眼前的青铜器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再也没有什么能把我和它们分开了。在那短短的瞬间，一切其他东西都不复存在了，只有那不平静的夜、那静默的青铜器以及那赋予它们生命的月光，再就是它们面前的那个实体，他在呼吸并同样默不作声，他活着并倾听着，以致忘记了自我。从那时候起，我常常可以逃离自我，达到一种忘我境界。几个星期以后，馆长给了我一个手电筒，供我夜间在斗室中使用。他知道我可以信赖，我不会拿着手电去博物馆展厅，而是只会在我的斗室中用。我觉得是他使我重新获得了视觉与阅读能力。他允许我把图书馆的书籍拿进我的斗室夜间研读，他早晨再把书从我这儿拿走。当他发现我对青铜器感兴趣时，还不时允许我把某件展品带入斗室观赏，他第二天早晨给我送黄油面包时我再还给他。除了他之外，只有他女儿西比勒知道我藏在博物馆。有一次他病了，不能来博物馆，只好将此事告诉了女儿。后来，她到博物馆替他取邮件时，常给我带来裹在羊皮纸中的黄油面包，那是她藏在双乳间带进来的。有时，面包还带着她肌肤的余温，那包装纸也散发着丁香的淡淡清香。我很爱西比勒，但这几乎是一种超然的爱，她本人很少能感觉到这份爱。在她身上，我爱的是自己已经不再拥有的东西：自由、无忧、希冀以及甜蜜的青春骚动。我也无法想象，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生活在一起。她代表了我所丧失的一切，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象征，温暖、近在咫尺却又可望而不可即的象征。我的青春在父亲临死的呐喊中彻底崩溃，他叫喊了一整天，我知道是谁派人杀害了他。

“你懂这玩意儿吗？”莫伊科夫问。“五十美元可是一大笔钱。”

“懂得不多，略知皮毛。再说我也没有别的出路，我得干点儿什么。”

“你在哪儿学的？”

“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一家博物馆。”

“当雇员？”莫伊科夫惊讶地问。

“在那儿藏身。”

“躲德国人？”

“躲占领了布鲁塞尔的德国人。”

“你在那儿还干了些什么？”

“学法语，”我说，“我有本语法书，就跟在这儿啃英语一样。夏天闭馆后，天还没有完全黑。后来我就打着手电学。”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博物馆没人看守吗？”

“防谁？防德国人？反正他们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莫伊科夫笑了。“这样获得艺术修养倒是不同寻常。我逃往芬兰时身边恰巧带着一副袖珍象棋，为了分散注意力，我东躲西藏时不断下棋。就这样我成了优秀棋手，后来在德国靠教下棋混饭吃。这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你一直做艺术品生意吗？”

“情况与你这位棋手差不多。”

“我猜也是这么回事。”

我无法向他透露任何有关佐默以及我的假护照的事。然而护照中职业一栏注明的是古董商，在埃利斯岛一位核审员曾考过我相关知识，我也通过了考核，看来我在佐默那儿和布鲁塞尔学到了足够的东西。当时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我对中国青铜器的了解，奇怪的是那位核审员对此也略知一二。虔信的基督徒会把这当作神的怜悯与眷顾。

我听到外面响起了拉赫曼那典型的脚步声。莫伊科夫去接电话了。拉赫曼一瘸一拐地走进摆着丝绒沙发的沙龙。他一眼就看见了这件青铜器。“买的？”他问。

“既是又不是。”

“犯错了，”他解释说，“你是新手，应该从小买卖做起。人人需要的便宜东西：长筒袜、肥皂、领带什么的。”

“像你这个犹太人那样卖念珠和圣像？”我回敬道。

他摆了摆手。“那是另一回事！干那个需要天赋，而你没有。你现在是生活所迫！可我说这些有什么用？”他用飘忽不定的眼神望着我。“一切都是白费力，路德维希。她把东西都拿走了，还说晚上要用圣人遗物为我祷告！这对我又有什么用呢！这主儿的屁股仪态万方像个女王似的！一切都是白费！现在她又想要约旦河的水了，约旦河里的水啊！上哪儿去弄？她疯了！你知道从哪儿能弄得到约旦河的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