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章 对立面（第8/15页）
也许，霍米亚科夫靠永无休止的争辩，靠既忙碌又清闲的论战，填补了精神上的空虚感，避免了他的同志和亲密朋友基列耶夫斯基弟兄的命运，他们正是被这种空虚感吞噬了生活中一切欢乐的。
这两个被尼古拉时代所断送的人，他们受害之深是有目共睹的。在论战的热潮中，有时可能忘记这一点，而现在这已显得无关紧要、微不足道了。
基列耶夫斯基弟兄俩像悲伤的幽灵一样，站在民族觉醒的大门口；他们得不到世人的承认，狷介不群，始终没有抛掉身上的尸衣。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那未老先衰的脸上，布满苦难和挣扎的深刻痕迹，仿佛船舶沉没之后，海上只剩下一片忧郁而平静的涟漪了。他一生不得志。记得在1833年，他曾满腔热情地编印《欧罗巴人》月刊124。已出的两期是不错的，但第二期一出，它就被查禁了。他在《朝霞》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诺维科夫125的文章， 《朝霞》即被没收，书报检查官格林卡也因而入狱。126《欧罗巴人》使基列耶夫斯基受到了严重损失，他意气消沉，躺在莫斯科生活的沙漠上发愁，周围看不到一点出路，于是他忍耐不住，去了乡下，克制着对工作的渴望，把深刻的悲痛隐藏在心中。这个像钢一样纯净坚强的汉子，在可怕的时代中也生锈了。十年后，他从与世隔绝的乡村重返莫斯科时，成了神秘主义者和东正教徒。
他在莫斯科的处境并不顺遂。无论与他的朋友还是与我们，他都落落寡合，不太融洽。他与我们中间隔着一堵宗教的墙壁，而作为一个自由的向往者，作为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仰慕者，他又不能同意新守旧派教徒对欧洲全盘否定的态度。有一次他怀着深重的忧伤对格拉诺夫斯基说道：
“我的心与你们联系得更紧，但你们的信仰有许多我不能同意。我们的人在宗教观念上与我比较接近，但在其他方面，我与他们同样存在不少分歧。”
事实上，他在家里也闷闷不乐，十分孤独。只有他的弟弟和朋友彼得·瓦西里耶维奇站在他身边。弟兄俩在晚会或朋友的聚会中出现的时候，神色那么忧郁，仿佛眼泪还没有干，仿佛昨天刚有灾难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在我眼中像一位寡妇，或者一个失去了儿子的母亲；生活辜负了他，而前途一片渺茫，唯一的安慰只是：
稍等一下吧，
你也快安息了！127
我不忍打破他的神秘主义，从前我与维特贝格在一起时也体验过这种心情。他们两人的神秘主义具有一种艺术意境，似乎真理并未因此消失，只是用离奇的形式和僧侣的长袍掩盖着。没有必要那么冷酷，把一个人从梦中唤醒，除非他的精神错乱采取了论战的形式，或者与他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任何不协调都会引起痛心和不安的后果。
能讲下面这种话的人是不应该反对的，他说：“一天我站在礼拜堂中，眼望着神灵的圣母像，思忖着那些向她祈祷的人们那种天真的信心；几个生病的妇女，还有几个老人跪在地上，画十字，叩头。后来我怀着热烈的希望，谛视圣容，终于渐渐悟得了神力的奥秘所在。是的，这不仅是一块画像的木板……许多世纪以来，它继续不断地接受了这些诚挚的赞美，这些哀伤和不幸的人们的祈求，它必然充满着力量，这力量从它发出，又反射在那些善男信女身上。它成了一种活的机体，创世主与凡人交会的地点。想到这里，我又看了一眼那些老人，那些匍匐在地上的妇女和孩子，那至高无上的圣像，这时我亲眼看到，圣母的面容活了，她露出慈祥的笑容，望着这些平凡的人们……我不觉跪到地上，向她恭顺地祈祷。”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更加不可救药，在东正教斯拉夫主义路上走得更远；他的天赋可能较低，但为人严正，一丝不苟。他与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或斯拉夫派黑格尔分子不同，不想在宗教及科学，西方文化及莫斯科民族精神之间和稀泥；恰恰相反，他否认一切和解。他独立地、坚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既不挑起论战，也不逃避论战。他什么也不怕，毫无保留地忠于自己的观点，与它紧密溶合在一起，对当代俄国充满忧虑和怜悯，这种忠诚使他心安理得。他的观点正如他哥哥的一样，万难苟同，但也正如一切不知妥协的偏激之见一样，是容易谅解的。我很久以后才能正确评价他观点中的合理部分，这就是那种痛苦的、令人心灰意冷的对西欧社会状况的认识，这是我们在1848年的风暴之后才明白的；但是他凭他悲天悯人的清醒头脑预见到了这一点，凭他对彼得以西方的名义带来的灾祸的切齿痛恨和复仇心理领悟了这一点。因此，彼得·瓦西里耶维奇与他的哥哥不同，他的东正教斯拉夫主义不想寻找什么人道的宗教哲学，靠它来解决他对现实的不满。不，他的阴森的民族主义全面而彻底地排斥西方的一切。
他们的共同不幸在于：他们生得太早或太迟。12月14日事件发生时，我们是孩子，他们已是青年。这点很重要。我们那时还在读书，根本不懂得现实世界是怎么回事，满脑袋都是理论和幻想。我们是幼儿园中的格拉古128和里恩佐129，后来又局限于一个小圈子，在友谊中度过了几年大学生活；走出高等学府的大门，我们又走进了监狱的大门。青年时代的监狱和流放，那无情的迫害和黑暗的岁月，对我们是极有益处的，这是一种锻炼；监狱只能使软弱的机体屈服，对于这类人，斗争只是年轻时期一瞬间的冲动，而不是一种才干，一种内在的需要。对公开的迫害形成清醒的认识有助于增强反抗意志，成倍增长的危险也可以锤炼毅力，铸造个性。这一切使人深思，使人怅惘，使人激怒，使人憎恨，因此囚徒和流放犯不时会迸发强烈的愤怒，而从生活在庸俗沉闷的环境中的意气消沉的自由人身上，往往只能看到那种无能为力、无动于衷的绝望和厌倦。
我们从流放地回来时，在文学界，在大学，在社会上，另一股潮流已开始兴起。这是果戈理和莱蒙托夫的时代，别林斯基著书立说和格拉诺夫斯基等青年教授讲学的时代。
我们的前人遇到的不是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刚跨进成年时期，就听到了警钟声，它向俄国宣告了佩斯捷利的死刑和尼古拉的登基。他们还太年轻，未能参与密谋，又已不是孩子，不能在学校安心读书。他们遇到的那十年，是以恰达耶夫的阴森的《书简》作尾声的。当然，十年中他们不可能衰老，但是他们消沉了，困乏了，被那个毫无生气的、可怜的、懦弱的、卑躬屈膝的社会葬送了。这是青春的最初十年啊！于是他们不得不像奥涅金一样羡慕瘫痪的图拉省陪审官，像莱蒙托夫的佩乔林130一样远走波斯，像真的佩乔林131一样皈依天主教；如果他们不想沉湎酒色，鞭打农奴，或者玩牌，那么只得投进狂热的东正教和发疯的斯拉夫主义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