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一十二章 思潮（第2/4页）

所谓‘欲安民又必加意于牧民之官’，今日之庙堂，虚文矫饰旧风尚存，牧民之官尚不可自制，何以布国朝恩泽于海内？”

董伦把笔送到解缙面前。

“剩下的，你来写，只写吏治之风，休要言及世风、学风。”

解缙接过了笔的手，在剧烈地颤抖。

笔锋触到宣纸上，扭扭歪歪，但在下一个字，马上就转成了董伦的字体。

“写你自己的字，走你自己路。”

解缙的字渐渐变成了他自己的笔体，龙蛇飞舞间，文章已成。

“今日有三弊者也。”

“一者曰贪财。”

“贪财者，一目已盲，未盲者兼为阿堵所遮；七窍已迷，未迷者止有孔方一线。”

“二者曰疏通。”

“君子以调停为名，而小人之朋比者托焉；君子以疏通为才，而小人之弥缝者借焉。”

“士大夫自谓有救时良方，不知其乃膏育之疾也……夫贤则进，不贤则舍，何假调停？政可则行，不可则止，何烦疏通？”

“三者曰排场。”

“上有所好，下有所效，上及中枢，下及州府，天下争为媚谄。”

“有官出巡，无不张金鼓、饰舆马，百姓伏谒道旁，唯诺必谨，下属得不呵责，顿首幸甚。”

“……剥下奉上以希声誉、奔走趋承以求荐举、征发期会以完簿书、苟且草率以谊罪责。”

“古人云：法不立，诛不必。国朝无威信可言，自无功罪是非可辨，如此种种，实非危言矣。”

解缙放下笔，窒息过后似地长嘶了一口气，额上已然是汗珠滚落。

“这才是解缙嘛。”

“啪嗒”一声，汗水落在宣纸上，将字迹弄烂。

解缙看着这篇跟“昨日之我”彻底决裂的文章，如释重负。

董伦短暂地精神振作过后，又恢复了老态龙钟的样子，他抬起手，无力地挥了挥。

“去吧……老夫没什么要告诉你的，只想与你说，既然已经决定踏上这条路，就别回头做反复之人了。”

解缙收起几张纸，对着董伦郑重一礼，再抬起头，原本有些发白的面色却是红润了许多。

解缙来去匆匆，很快就离开了董伦的宅子。

“嗬嗬～”

董伦俯下身喘了口粗气，对着青铜痰盂用力地咳出一口痰，重重地把自己的脊背砸在躺椅上。

“大好江山，只能躺着看了。”

……

永乐二年的春天，火药味是越来越浓。

随着关于“吏风、世风、学风”这三风讨论的矛盾公开化，各路文坛豪杰、士林领袖，纷纷按捺不住。

有资格上《明报》的，那就公开论战，没资格上的，也非得在雅集、诗会上口诛笔伐一番。

跟没文化的儿子不一样，最近胡季犛胡老先生在南京的士林中混的很高端。

胡季犛作为安南国内独领风骚数十载的汉学宗师，大抵是跟高丽宰相郑梦周一个水平的大儒，或许放到三十年前刘基、宋濂领衔的洪武时代，或许还不算出挑，但在如今这个儒学不断发展，但大儒凋零的永乐时代，就相当有水平了。

而且胡老先生就算称不上“安南曹操”，那也得高低是个“安南司马懿”，一手隐忍还是会的，跟人交谈从不锋芒毕露，更不会谈论到能引起杀身之祸的敏感话题。

突出的就是大丈夫能憋能屈！

因此，有关于吏风、学风的讨论，胡季犛是一个都没参加，今天曹端拉他参加金华学派掌门人汪与立的茶会，得知是只论世风，胡季犛才欣然赴约。

此前说过，金华学派乃是当今最重要的儒家学派分支之一，与叶适的永嘉学派同为浙东学派一脉，曾作为调停者主办过理学和心学之间的“鹅湖之会”，算是中立学派……倾向偏心学一点，但还是以理学为主，夹杂吸收的永嘉学派实学思想，属于是什么都沾的类型。

这种类型的学派，历经“仁山”、“纯孝”两位先生的埋头发育，历经宋末元末百年不倒，到了汪与立手里，门下人才辈出，在大明的思想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正因如此，胡季犛才敢在茶会上说话。

否则的话，要是参会的都是那些坚持程朱理学的卫道士，话不投机还算好的，最多奚落两句，被人上纲上线可就遭了。

实际上这跟明初思想界的实际情况有关，明代之前是蒙元近百年的统治，因此明初是官方的精英文化完全掌控了社会的话语权，其主体就是宋元以来的程朱理学，而洪武建文两朝，皇帝身边最重要的文臣们也大都是著名理学家，如宋濂、刘基、王祎、方孝孺等，这些理学名臣的学术主张也深刻影响到了明初官方思想文化的确立，最终形成了“理学独尊”的局面。

而程朱理学的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

所以在理学家这里，凡事上纲上线才是正常现象。

金华学派这种不那么严肃的学术思想，反倒是少见的、令人可以稍微放松的……不过也仅仅是相对而言，根据胡季犛的观察，金华学派对于现在世风的演变，也是表现出了担忧的。

实际上，这就相当于是姜星火前世明朝中期的学术思想演变提前上演了，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普通民众识字率的提高，市民社会兴起，文化的话语权是必然会下移至底层百姓的，包括商人、书生、市民等等，从而创造了繁荣且颇具近代特色的明代市井文化，而市井文化，又往往与传统精英文化相对立，市井文化的兴起，就代表着精英文化的没落。

这种由经济结构演变而来的社会文化的转型，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转型过程中，必然也面临着掌握话语主导权的精英文化的反扑和打压就是了。

“北宋儒学复兴，王荆公新学、司马光朔学、二程洛学、苏轼蜀学，便是围绕变法展开思想竞争……今日思想界亦是有这般百家争鸣的势头。”

汪与立呷了口茶水，慢悠悠地说道：“新学和洛学最能体现敢为天下先的气质，与今日姜星火的思维最为接近。司马光朔学、苏轼蜀学，论战之中便是对宋代祖宗之法的争论，与今日又是何等相似？时移世易，可道理总归是不变的……我辈金华门人，今日所为，便是如当年先辈一般。”

汪与立所谓的“如当年先辈”一般，意思就是还是按照浙东学派的老传统，积极整合儒学资源，深化对于纪纲法度的治体论思考，但是尽量不要去碰其他东西，治体论即安全又高端，有这种浙东学派传承下来的大路可走，何必去舍近求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