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运动以及内战政治（第6/8页）

“一二·一”事件同时激起了广泛的媒体评论。1945年12月7日和12日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0日的上海《大公报》。以及下列重庆报纸：12月4日的《新民报》和《时事新报》，12月6日的《商务时报》，12月7日的《大公报》。这些媒体都同情学生，谴责当地军政当局对暴力事件负有责任。《益世报》是一个例外（1945年12月4日，重庆），它谴责学生“在居心叵测者的煽动下”选择了错误的道路。

[14]警备总司令关麟徵在接受罗伯特·佩恩的采访时坚称联大有共产党势力，但是无法提供确切的信息（《觉醒的中国》，第214页）。《观察》上的一篇文章在一年后同样断言联大当时有共产党，但是给不出数字或身份详情。见《西南联大任务完成，化整为零》，载于1946年10月5日《观察》第17页。1973年，在香港的一名左翼知情人声称联大的自治联合会的学生干部中有亲共学生。关于延安的声援，见1945年11月24日、29日、30日的《解放日报》，均为头版。1945年12月12日，第4版。

[15]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2月5日。

[16]比如，梁漱溟和周新民在他们对李公朴和闻一多被刺的报告上，赞扬在龙云统治下“各种密探”还有些顾忌，而从中央政府接管以来，他们变得肆无忌惮。龙主席并不喜欢中央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批评者很宽容。

[17]该章节参照了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编辑委员会所编的《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第12页—32页；《1948年手册》，第57—58页；胡恩泽编：《回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第16—19页；瑟斯顿·格里格斯（Thurston Griggs）：《在华美国人：中国人的一些看法》，第7—14页；美国国务院编：《美国的外交关系》（1947年，远东中国卷），第1—6页。延安《解放日报》，延安电台广播（收入《参考消息》）；以及一般中文报刊（收入国统区各大城市的《中国新闻评论》）。

[18]谢伟思：《中国白皮书》第2卷，第694页。该数字为1945年底数据，较峰值已有减少。

[19]同上，第1卷，第225—229、311—312、354页；同时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的外交关系》（1945年，远东中国卷），第527—721页。

[20]上海《文汇报》和《新闻报》，1946年11月5日；上海《大公报》，1946年11月6日；南京《新民报》，1946年11月5日；南京《中国日报》，11月6日。

[21]从下面总数字中可以看出活跃在本次和以后的示威活动中的学生所占比率。在1947—1948年，北平有153472名学生，18332名为高校学生，39524为中学学生。国立北京大学有3537名学生（1948年1月12日，上海《申报》）。全国最大的学校是位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在1946年末有4500名学生。1946年下半年教育部数据显示：全国182所高校共有学生80646人，教师18094人。中学总计3745所，学生1163116人，教师90635人（1946年11月13日，上海《申报》）。

[22]《杜鲁门总统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中国白皮书》，第2卷，第694页。

[23]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444页；埃德蒙·克拉伯：《二十世纪中国》，第279页。

[24]陈雷编著：《向炮口要饭吃》，第1—134页；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编辑委员会编：《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第33—89页；《1948年手册》，第58—61页；胡恩泽编：《回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第21—41页；王念昆：《学生运动史要讲话》，第82—86页；美国国务院编：《美国的外交关系》（1947年），第131—190页。涉及的时期亦见：上海《观察》、香港《时代批评》以及《中国新闻评论》各种报道所覆盖的国统区城市的报刊。

[25]《文汇报》，上海，1947年4月29日和30日，《大公报》，上海，1947年4月29日和5月14日。关于紧急经济改革项目，见下第四章。

[26]可以参考1947年全国预算宣布后不久《大公报》的社论：上海《大公报》，1946年12月24日。

[27]在中国，大约2/3的学院和大学是国立的。根据一份1947年的报告，有公立高校122所（中央办的有72所，省办的有50所）以及私立高校58所（天津《大公报》，1947年7月10日）。

[28]三民主义青年团，通常简称为“三青团”，作为国民党的青年组织成立于1938年。初衷是招募年轻人入党，领导权却仍握在老一代手中。青年团的具体任务是在学校内宣传国民党的政策，力图控制学生组织，这让国内的年轻知识分子不满，继而反对该组织。“三青团”于1947年9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被国民党合并，不再以正式自治的组织形式存在。见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26—128页。

[29]组建青年军的计划公布于1944年，它由9个精锐师组成，成员均是大学和中学的学生和毕业生志愿者。该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个月成立。中国的学生不必服兵役，所以有必要使之成为一支志愿军队。

[30]很多年以后，李宗仁称这是事实，他在北平只是一个傀儡。当他在1945年秋接任北平行辕主任一职时，李宗仁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对从重庆飞来的接收人员行使管理权。特别是对戴笠的秘密机构，李宗仁心存芥蒂，认为戴对多起非法拘捕和虐杀几名师范大学学生负有责任。据李说，戴只听命于蒋介石，北京的秘密警察头目马汉三，按戴的个人指令进行工作。见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第43章，第1—5页、第18—23页。

[31]报社密集报道了学生运动以及政府为让学生噤声而采取的措施。其中最持久的关注来自天津版的《大公报》。与上海的姐妹版不同，它明确支持1947年5月的学生示威。实行新闻审查前，报纸发表了不少于14篇支持学生的社论、3篇专稿、数篇关于外地学运发展电讯和北方学运新进展的全面报道。报纸的主编、负责上海版的王芸生，此时正在华北旅行。5月15日、16日和17日，他在北大、清华和燕京大学作演讲。他在天津也作了至少六场演讲（还有两场在天津《大公报》编辑人员内部会议中所作的演讲）。在南京大学，他敦促学生将他们的运动扩展到工商界中去。在一位持同情态度的观察者看来，报纸的直率立场和王芸生的态度对知识分子阶层有相当影响，并对1947年5月平津地区学生示威的高潮有一定推动作用。见王水：《北方学运的源源本本》，1947年6月21日《观察》，第20页。

然而，在上海，人们感到了王芸生的不在场。他的朋友——《观察》的编辑储安平教授严肃地责备《大公报》上海版没有积极支持学生。他的意思是，如果不是王离城外出，撰写社论一事不落入保守人士之手，该报就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了。见他的《论文汇·新民·联合晚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现的态度》，1947年5月31日，《观察》，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