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城市：1947—1949年（第5/8页）

大会承认，由于战争，解放区政府无法保证每一个工人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因此，雇主必须为员工的健康和安全负责，尽管产业工人大量集中的城市正在着手建立劳动保险制度。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指出，大会无法就工人保险和附加福利等问题达成一致。执行委员会自己提出了3种不同的临时方案。但实际上，几个月之后，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劳动保险方案。与此同时，政府还承担起帮助失业者的责任。

大会特别要求公有企业开展劳动竞赛以及劳动模范运动，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1948年8月之后，第六届劳动大会上制定的劳工政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条件允许的地方都开办了合作社商店，为工人和政府职员提供生活必需品。1949年初，沈阳就开办了这样的消费者合作社。城市的每个区都有合作社的分部，目的是向该市包括中小学教师在内的超过1.5万名市政员工提供生活必需品。[84]在5月，开始筹备建立为该市纺织工人和服装工人服务的合作社。合作社的货物由当地的国营商店提供，这些国营商店是在头一年11月沈阳解放之后建立的。与此同时，该市的大约5万名产业工人的工资一半以现金支付，一半以商品券支付。这些商品券只能在专为工人开办的消费合作社和国营商店中使用。[85]

苏联模式　根据报道，解放区各地区开展了越来越多的“支前”生产活动、劳动模范活动、评优活动以及其他此类的活动。1949年3月中旬，东北总工会发布了一道指令，要求所有生产恢复到正常水平的企业展开生产竞赛。获奖团体和个人将在“五一”劳动节的劳模大会上受到表彰，并获得荣誉称号和奖金。[86]

在这一时期，受到最广泛关注（赞扬）的一项劳工政策是东北建立的劳动保险体系。可以说，重新分配土地对农民有多么重要，劳动保险对工人就有多么重要。[87]该计划规定，雇主必须每月缴纳一笔相当工人总工资3%的费用，作为工人的保险费。这一劳动保险计划首先在公有部门7个主要的行业推行，它们包括：铁路、矿山、纺织、电力、邮政电报、军火以及军需供应。一旦工人死亡、受伤、生病、年老或者生育，将能得到相应的福利的补偿。私营企业保险基金的盈余可用于改善医疗和儿童保育设施。该计划还包括成立一个由东北总工会管理和使用的一般保险基金，这笔款项将用于修建和维护为工人、残疾人、孤儿服务的疗养院以及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服务的疗养院。[88]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整套原则，指导工会干部的宣传工作。大会指出，尽管新的保险计划无法解决所有工人的困难，但在战争时期，政府已尽其所能做到最好了。不仅如此，会议还表示，一旦全国解放，工人保险计划将立刻得到改善，共产党最终的目标是建立和苏联一样的、覆盖全体工人的保险制度。苏联的工人保险制度被赞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能解决工人阶级所有的实际困难。[89]

就这些计划而言，无论它们设计得如何精细，初衷有多么良好，最终成功的关键还在于它们实施的效果。这一时期，共产党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或许是，他们缺少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干部，而在新解放的城市里，这些经验和训练是十分必要的。[90]针对土地改革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干部能力不足问题，共产党1947—1948年间开展了整风运动。但就他们要完成的任务而言，干部的能力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在城市中，一些经验不足、往往是农民出身的干部，面临着复杂得多的问题。他们也无法立即解决这些问题。[91]

到1948年底，从华北调派干部到东北的计划被放弃了。相反，共产党准备将东北干部派往南方，因为那里有大批新解放的城市，急需干部接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招募干部和组织培训成了这一时期新的工作重点。东北局发布了一条指令，要求除少数情况以外，所有县、区都必须任用新选拔的干部。该指令还规定，所有省、市、县党组织必须大力发展党校、培训班和其他专门学校，为革命培养出更多的新干部。[92]

关于工人问题，1949年2月20日，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联合发布了一条指示。指示指出，这一时期所有城市地区工会和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工人的阶级意识，并培训大量的工人干部。指令要求在各地建立工人业余学校、技术培训班、休闲俱乐部、工人图书馆、工人政治学校。到同年6月，据说仅在哈尔滨一个城市，就有2130名工人参加了这类活动。[93]在这方面，共产党在东北的领导同样将苏联模式视为榜样——或许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经验十分有限。

一些俄文资料显示，苏联工会工作的经验被翻译成了中文参考材料。中国共产党把它们作为教材，培训新的工人干部。哈尔滨的中苏友好协会曾编制过一部这样的材料，介绍苏联工会干部的工作方式：苏联工会是怎样帮助工人提高文化素质以及生活质量的，劳动竞赛运动在帮助完成生产计划和发展苏联经济中起到的重要作用。[94]另一本小册子描绘了苏联工会和中欧“新民主”国家工会的作用和取得的重要成就。在这些“新民主”国家中，工会不仅帮助提高了工人的福利水平，还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由此，中国的干部了解到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劳动竞赛的工人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正在不断改善；社会保险制度已经建立完善；工人能享受免费的医疗服务，他们的孩子在托儿所得到妥善照顾，而这一切美好的变化同样将在中国发生。[95]

商业、工业和管理层

如果工人对共产党的劳工政策有所疑虑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商人和企业家的疑虑要多得多。他们的担心源于共产主义对私营企业的普遍反感以及中国共产党此前的某些具体言行。首先，事实证明，共产党的统治是不利于解放区的某些生意的开展的——共产党禁止了许多非必需消费品的贸易。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这一禁令引起了热河、山东境内以及周围许多城镇商人的不满，尽管共产党试图“特别客气”地对待这些地区的商业人士。[96]

其次，我们还提到过，1946—1947年，在农村地区，地主开办的工商企业被视作封建经济的一部分。结果，他们的企业被没收，变成了合作社，或交由政府管理。第三，中国共产党并不禁止，或者至少没有禁止它的基层干部“清算”地主所有的城市企业。与此相似，共产党最初也没有禁止城市工人向雇主提出过分的要求，就像它不阻止、甚至鼓励长工向雇佣他们的地主和富农索要更高的工资一样。必须指出，党的指令已对农村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城镇企业做了明确区分，并表明要支持后者。而这些行为是在这一指令制定之后发生的。[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