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宗一（第3/6页）

他在翠湖边的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吃了碗米线，冬天的翠湖除了堤岸边的杨柳还显得落后外，其余花草植物依旧红肥绿瘦，一如既往地积极表现、提前进步到春天。只是如今已不见那些无论四季如何变换，都在这如翡翠遗落闹市的湖滨读书的西南联大学子，手挽手的恋人，唱京剧的老票友，以及桨声灯影处的优雅宁静，或者纸醉金迷。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那就赶快改变吧，所有的人我都不再认识，也都不要认识我；所有的旧日时光我都要尽快忘记，忘记得越干净越好。新社会新机遇，不仅要让我再换一张脸重新做人，我还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我要好好表现，证明给他们看，我要争取去做一个人民的艺术家。

前两天刚来了一股寒流，昆明冬天常见的太阳不见了。稍纵即逝的寒流，总让这座常年被阳光温暖着的高原城市微微战栗。一群喧闹的人在湖心岛上学北方的秧歌，红衣绿裤，红色的绸子，给有些肃杀的冬天带来一点不真实的暖意。这是眼下最时髦的艺术，大街小巷都有北方秧歌的锣鼓声和飞舞的红绸。赵迅记得还在1948年前后，这种并不复杂优雅，但处处透着某种叛逆和活力的舞蹈已经在昆明的大学校园里悄然兴起，学生们还流行唱陕北的歌曲——“对面个沟里流河水，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一面面的个红旗硷畔上插，你把咱们的游击队引回咱家；滚滚的个米汤热腾腾的个馍，招待咱们的游击队好吃喝。”还有“山那边哟有个好地方呀，金黄的谷穗儿堆满仓，你要吃饭得耕种，没人为你做牛羊”等高亢嘹亮、野性十足的歌儿。校园里的特务们把唱这些歌曲的学生都写进“黑名单”，但是他们又不敢以唱“淫秽歌曲”的名义捕人。人们已经被当时那腐败的独裁政治压抑很久了，民心所向，已昭然若揭。上周赵迅的迎春剧艺社应昆明军区文化部的邀请，为即将奔赴朝鲜战场的士兵们慰问演出，他们带去了话剧《雷雨》，但演出效果从士兵们稀稀落落的掌声中便可感受出来，而军区文工团的一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秧歌舞蹈，把那些北方来的士兵舞动得情绪激昂，喊叫声震天。饰演周朴园的老韩在后台嘀咕道，我们是秀才演戏给当兵的看了。赵迅立马制止了他的牢骚。不要乱说，看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在舞台上增加扭秧歌的场景。老韩大叫，我的赵大导演，《雷雨》里哪一场可以扭秧歌？把个买米线起家的大导演噎得无言以对。

没有关系，赵迅此刻想。你要做人民的艺术家，凡是人民群众喜欢的，你都要去满足。相声、快板、街头剧、大合唱，山东快书、陕北秧歌，这些都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尽快熟悉的艺术形式。李旷田同志如是说。在新时代激情饱满、才华横溢的大导演赵迅不仅可以在《雷雨》里导出扭秧歌的场景，《阿Q正传》里同样可以扭秧歌。只要人民喜欢，就是共产党喜欢。共产党马上就要发给你们薪水了。

当赵迅把这个事关肚子温饱的消息告诉他的剧艺社的朋友们时，比给他们加薪水更让他们欢呼雀跃，连思想一直比较落后的老韩眼眶里都有了泪花。他的妻子儿女都到了香港，这些日子一直在暗中打听怎么可以去香港。“这可是国民党也没有魄力做到的事情。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老韩亮了一嗓子。那些容易激动的女演员，挥着拳头喊道：“革命干部，革命干部，我们也是革命干部了。”赵迅纠正道：“叫革命文艺工作者。当干部嘛，我们这些人还有差距，还要继续改造思想的。”他像领导一样地发话：

“省文联筹备组组长李旷田同志——也就是将来的省文联主席，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没有比他更适合当文联主席的了。李主席指出，你们这些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好的，是同情革命的，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今后只要是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文艺，党都会给你们充分的创作自由、表演自由。党会把我们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到人民群众中去，甚至到抗美援朝第一线去，为工人、农民、士兵演出，写他们喜欢的戏，演他们为国家民众的牺牲。”

好激动的老韩一拍大腿，“我就不走了，去信叫家人回来。让他们看看，我老韩也是个对新中国有用的人。”

“爱情戏就不用演了吗？”

说这话的是剧社的当家小生刘国栋，他是抗战时期流亡到云南的杭州艺专高才生，山东人，天生的舞台坯子，往哪儿一站都是一副英气逼人的模样。抗战胜利后他因为追求昆明市长的千金留了下来。1949年底卢汉将军在昆明起义，他的老岳父带着家眷连同他的妻子随余程万的部队跑到了缅甸，他当时为什么没有走一直是个谜，有人说他要继续留在昆明演戏，有人说他其实是舍不得自己的情妇——一个富商的三姨太。这是一个为爱情而演戏、而活着的人。

“爱情戏？”赵迅反问道，“这个火热的时代，你可别心中光想到爱啊情的，一旦参加了革命工作，哪里还有时间谈爱情？”

“娃娃总要生的吧，不管是哪一家的革命。”刘国栋笑嘻嘻地说。

众人哄笑起来，赵迅提高了声音说：“各位，各位，要想当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我们不能再这样自由散漫了。而且，李旷田同志还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填一份表格，写清楚自己参加革命工作的理由，还有在旧社会所从事的职业，证明人，有没有参加过什么社团组织。旷田同志说了，革命队伍是纯洁的，每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都要像水晶石一样透明。”

“那要看到我的内裤了。”

剧社里只有从来都没个正经的阿Q才会说这样的话。这个家伙在舞台上把阿Q演得就像他自己，或者说在生活中他就是阿Q。小市民的痞气、怯弱、自卑、贪婪、安于现状、贪图享乐与小城名人的自负、傲慢、虚荣、油滑、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等诸种性格杂糅于一身。他就是城市版的阿Q，因此大家平常都叫他阿Q，几乎忘记了他的名字。

赵迅瞪了他一眼，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阿Q的内裤想来应是最见不得阳光的东西。

可是，谁的又不是？

人们都说当演员的人总是分不清楚台上台下，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是人生更辉煌，还是舞台更灿烂？是戏剧人物更催人泪下，还是人生命运更坎坷磨难？这是一个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命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是社会现实中的一个角色，或英雄，或小丑，或正派，或反派，或其他的连自己都难以界定的角色。谁都想演一出正剧，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皆大欢喜大团圆的，王子和灰姑娘最后生活在了一起。但谁也都知道，生活远不是那么简单。生活就像《雷雨》中的那些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充满阴谋、谎言、欺骗、伪善、情欲、乱伦、恃强凌弱、被大时代所左右，以及剪不断理还乱的个人悲情。赵迅在自己短暂的导演生涯中更偏爱悲剧，不是因为悲剧总有票房，而是由于人们在剧场淌下眼泪之后，发现自己还活着，身边爹娘还健在，妻子儿女环伺，会对自己原来或许平淡的生活倍加珍惜。那天赵迅在街上看镇压反革命的游街示众，一长串的大卡车，几乎每辆车上那些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长长木牌的反革命中都有他认识的人。有的是旧时代的权贵，有的和他打过交道，有的曾经训斥过他、欺压过他（比如有个家伙是税务稽查员，来他的米线店从来不付账，有一回甚至还带来他家七大姑八大姨的一帮人，蹲在米线店狂吃。只是一碗米线啊，你们吃吧，吃进去容易，吐出来难啊，现在共产党请你吃一颗枪子儿）。赵迅那天是长长出了口恶气的。而最让赵迅解气的是， 1946年在昆明暗杀闻一多先生的两个凶手，现在也被人民政府抓获并且立即正法。当年这些人多么猖狂啊，暗杀、绑架、秘密处决、打打杀杀，就像闻一多先生在《最后的演讲》中说的，“用制造恐怖来掩饰自己的恐怖”。但有一个人物赵迅就搞不明白了，这个人在车上高呼口号，竟然喊的是“毛泽东主席万岁！朱德总司令万岁！斯大林元帅万岁”！那一分钟赵迅以为是国民党在杀地下党呢。刚才每经过一辆卡车，围观的群众都在纷纷叫好、拍手称快。此刻听到这口号声，竟然都戚戚然、不做声了。悲剧。不知道根源的悲剧。把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你看的悲剧。命运中无以解套的悲剧。弑父娶母的悲剧比起这一幕，轻飘多了，远远超出一个导演的想象力。赵迅那时只感到人头攒动的街道两边忽然爆发了一场鸡瘟，他自己则一身鸡皮疙瘩，头发都竖起来了。而人们之所以接受眼前的悲剧，还不仅仅因为它与己无关，过去时代还有比这更大更惨的悲剧，至于未来会如何，暂且不去想它，自己还活着就好。特殊环境之下，一个好时代与坏时代的区别仅在于，前者上演喜剧，后者上演闹剧。至于悲剧，大约哪个时代都不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