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山东战场 （交代材料之二）（第4/4页）

我没有想到李弥军长还有这样一段与我相似的人生插曲。也许在这个主义纷争的时代，像我们这样有思想的军人，当军队从属于某个政党时，都会为自己究竟该站在哪一边而矛盾。如果当年他真的参加了那场叛乱，现在会不会像朱德、林彪那样，站在国军的对面？唉，乱世浊流中，命运其实简单到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军长，我也笃信三民主义。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国家为什么还这样乱？不能都怪共产党吧。”

“唉，兄弟，一个家庭兄弟多了还闹不和呢。”我知道如果我不是个死囚，李弥军长不会像个政工人员般苦口婆心，“当年我们追随国父中山先生的遗训光荣北伐，铲除列强，打倒军阀，剿灭赤匪，统一中国之大业即将成功时，日本人来了，等我们打败了日本人，共产党坐大了。哪个拥兵自重的大军阀不是打着为民众的旗号，行的却是封建割据占地盘的勾当？九一八事变后，大敌当前，共产党还在江西搞什么苏维埃共和国哩。一个国家军令、政令不统一，怎么能不乱？那些投降了的日本人如何看我们？你来缴他的枪，我来受他的降。刚一胜利就自乱阵脚，成何体统！胜之不武，不如不胜。面对外侮，中国军队之败，哪次不是败在自己人手上？一个一万来人的整编师面对一千来人的日军大队，我们有三千人不会打仗，三千人害怕打仗，三千人属于别的派系，还剩下多少人敢拿着过时的武器和日本人死拼？日本人纵然一千人，感觉也只是一个人。可你看看我们第8军在松山作战时，军长和副军长不是一个派系的，军长指挥不动师长，团长又不听师长的。这仗怎能打得不艰难？军队尚如此，国民复如何？你别忘了国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之实现，需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兄弟失和，当家长的总得把闹事的逆子先降服了，大家才可能坐下来谈民主与宪政吧？”

“要是那个逆子闹得有一点道理呢？”我冷冷地问。

李弥军长用他那双豹子眼足足盯着我看了半分钟，然后气鼓鼓地说：“我要枪毙你。”

我镇静地回答道：“我知道。我的命是你给的。”

他叹了口气：“我的命也是你给的。”

我说：“不值一提了，军长，我们两清了。”

“他妈的，”李弥军长忽然显得烦躁起来，“好兄弟，我不得不枪毙你。”

“枪毙吧。”

“把你捆起来，跪在地上，一枪打穿你的后背。”

我冷冷地看着他，就像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我感到好笑，一个身经百战的中将军长，竟说这小孩子的话。

李弥的脸上也有块伤疤，不过没有我脸上的疤痕那么难看。他脸上的伤疤在抖动。“你这个家伙，真的不怕死？”他嘀咕道。

“我是个无脸的人，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军长，兄弟唯有一事相求，乞望恩准。”

“讲。”

“兄弟我投笔从戎，本为杀日本鬼子，为国家民族效力；自追随军长后，风云突变，不得已参加内战，一战而败，死有余辜，个人身名已不足惜。但兄弟辱没廖氏家风，愧对列祖列宗。兄弟我……廖志弘今后何颜进廖氏祠堂？”

李弥军长摆摆手，“你不要说了，我让他们给你家下‘荣哀状’便是，我还会去函地方政府予以烈士抚恤。”

“那么……”我思忖再三才说，“兄弟再请军长开恩，将阵亡时间写在抗战胜利之前，并把政府颁发给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和因功而获得的四等云麾奖章及勋章颁发证书，一同寄予家父。廖志弘……死也瞑目了！”

李弥军长怔怔地看着我，仿佛面对一支枪口。我起身，高举酒碗，笔直地跪在他面前，“军长，请答应死囚之托！”

“准。”他轻声说。

“军长，谢了你这碗送行酒了。”我端起酒碗，一饮而尽。

李弥军长也端起酒碗喝干了酒，“啪”的一声将碗砸在地上。“你我生死兄弟一场，就此别过。”

我忽然有些伤感，也把面前的空酒碗砸了，说：“谢谢军长，来世有缘再做兄弟。军长你多保重。”

但我背时的命运就像一个犟头犟脑的叛逆少年，总是与我的祈求相悖。李弥军长出人意料地像部署作战命令一般一字一句地说：

“十二点以后门口的宪兵将会睡觉，你去政工部，那里的门不会锁。桌子上会有一张空白的复员证，本军的关防章在抽屉里。你自己填上名字盖好章。给我记住，廖志弘明天就被枪毙了，复员证上你最好重新写一个名字。没有复员证你过不了那些关卡。回去继续念你的《楚辞》吧，谁是你的教授？闻一多？嗯，这位先生名气很大，党国可不太喜欢，你要离他远点，跟随他做学问，不要和他搅和政治，这不是你们这些书生干的事情。你这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当初真不该投考黄埔军校。”

我仍跪在李弥军长面前，无法起身。眼眶里有股热热的东西在打转。

李弥军长站起来，转身就走。到门口时他头也不回地说：“我最讨厌做的事情，就是给手下的兄弟寄阵亡通知书。妈的，这次老子不干了。”他重重地一摔门，但我还是听到他用云南话道出了心里真实的愤怒：

“这小狗日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