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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谈何容易。80年代以前，中国不开放，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来到这里回访，更不用说来慰灵祭奠了。直到1976年，我们日本国驻缅甸的大使第一次从仰光飞昆明，才在飞机上首次于战后看到了松山。真是不容易的“遥祭”啊。我们在缅甸战场，连每一匹战死的驮马都立了碑纪念，马的名字，来自何处，服役的部队，随军征战的地方，如何战死的，都记得清清楚楚。但在中国，在滇西战场，我们战友的遗骸到今天都还胡乱葬在这怒江峡谷不知名的荒山野岭上。我们能不惭愧吗？能不焦虑吗？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封闭的大门开了一条缝，我们这些在这里作过战的老兵都想回来看看。但也不容易，1979年只让我们到昆明，昆明以西的地方都不对外国人开放。那时的中国真是落后啊，似乎和我们当年离开时没有多大改变。公路、汽车、房屋、街道、桥梁，大多是破破烂烂的。可以看出他们那时既闭塞又骄傲，既虚弱又自尊，仿佛大梦初醒的一个虚胖巨人，身带各种顽疾，但极其好面子。这种弱者的自尊就像一个肥皂泡，一碰就炸裂。到80年代以后，我们被允许到大理了，却不准再往西，理由是那边条件艰苦。我们按他们的要求，说了无数的好话，道歉、鞠躬、反思战争，批判军国主义等。中国人就是喜欢听一些他们报纸上需要的话，但我们绝不轻易谢罪。他们总是异想天开地想把我们当作反战的宣传工具。战争的罪责算不到我们的头上，但我们也不认为自己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他们根本不理解我们是军人，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是军人的职责所在，是一个人一生的荣誉。我们何罪可谢？我们确实不希望中日再有战争，我们对反战的理解和他们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反思那场战争，只会反省自己为什么没能取胜，怎么会按照他们的思路去反思呢？战胜我们的是美国人，又不是中国人，他们不过是搭上了美国人那两颗原子弹的顺风车。这段历史真是荒谬啊。日本政府都没有向中国政府谢罪，更没有向当年和日本交战的其他国家谢罪。我们这些老兵何罪之有？一个武士即便被打败了，也是受人尊敬的。日本跟中国打了那么多次仗，中国人还是不懂什么叫战争。大约是因为他们过去只出优秀的儒士诗人，不出勇敢的武士吧。

但我们还得跟这样一个大国交往。跟中国人打交道要有耐心和技巧。我第一次来时，很不受欢迎，但有一次我无意中道出自己曾经是日本共产党员，嘿嘿，他们就对我另眼相待了。喝酒时还叫我同志，好像天下共产党是一家，其实我们日本共产党早就放弃了暴力斗争，走议会民主的道路，和他们根本不一样。不过我还是借此跟他们拉近了关系，共产党的官员开始私下里接收我送的礼物。电子表、东芝盒式收录机、原子笔、巧克力等；而对那些普通老百姓，一个电子打火机就让他们稀罕得不行了，那时我们回访团的成员每个人身上都装有几十个电子打火机，见到对我们友善的人就送一个。当那些得到好处的中国人脸上现出谦卑感激的笑脸时，我们仿佛找到了当年在这里当主人的感觉了。

哟西，有谁能想得到啊，中国开放仅仅几年之后，东芝公司、索尼公司、丰田公司、三菱公司，轻易就征服了中国，他们的产品比当年天皇陛下的士兵走得更远更广大。那时不要说中国人对我们日本电器如何崇拜，你在上海机场一出海关，围着你要兑换日元或美元的人就像狗一样，轰都轰不走。哪怕只是给他们兑换十日元，他就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要知道当年能从我们手上兑换到外汇的人，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中国人。我们日本人在中国大陆重新赢回了尊重，你只要说是来经商投资的，他们对我们甚至比那些从台湾回来的国民党老兵还更好一些。简单说，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至上的国家。跟中国人打交道，搞商贸是不是比战争更好呢？

不过，我们施舍这些小恩小惠，主要还是想化解敌意、隔阂，甚至仇恨。但他们还是不允许我们去松山战场，只是专程派人从松山上取来泥土，让我们带回去。我们把来自松山的“灵沙”带回了日本，分给松山守备队的遗族。多少遗族手捧“灵沙”泪流满面啊，这样的情感中国人永远不会理解。中国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他们不重视战死者的灵魂，敌方的不重视，自己的好像也不管。可中国人明明是个奉行“慎终追远”的民族，看看他们对自己亲人的葬礼就知道了。

一直到1984年，中日关系逐年升温，中国也更开放了，我们终于被允许以旅行者的名义来到龙陵和松山。但我们受到严密的监控，每一个旅行团成员身边至少有三到五个中方人员。我们被告知无论是在松山战场还是龙陵战场，都不准做任何祭祀活动，包括不准带水酒、饭团、菜肴等祭奠用品上山。我们只有在房间里面对松山跪拜祭奠。有一个团员动静搞大了，在祭祀时失声痛哭，还高唱当年的征伐歌谣，结果被随团的中国翻译告发了，他受到了严厉的警告，差一点被提前遣送回国。

1987年，我第二次来到中国，经多方打听，终于在龙陵见到了赵先生。我怎么能忘记他呢？我们算是“生死之交”的老对手。我的肩膀上还留有我们在松山搏斗时他撕咬后留下的肉坑。每当抚摸这个肉坑，我就会想起他。先是恨，慢慢就变成思念了。天皇陛下的“终战诏书”下达之时，我还被关在昆明的战俘所。有一天看守我们的美国宪兵忽然带来一个重庆军的少校军官，竟然是老冤家赵先生。他也在昆明养伤，脸被烧坏了。那天我们谈了两个小时，开初我以为他是来羞辱一个战败者的，但后来我发现赵先生毕竟是有教养的人，他跟我谈未来，说和平后你回到日本，要好好干。我们都是战争的幸存者，也是各自国家的栋梁，要为自己的国家努力建设啊。再不要战争了。我当时真的很感激他。他还在第二天专程前来送给我一副眼镜。因为我的眼镜腿早就断了，一直用胶皮膏药粘着。他还送我一枚扣针纪念章，上面有一句箴言，我至今还记得——“人道高于一切”。中国人啊，当他们是胜利者时，他们有一颗温软的心；当他们是失败者时，他们又有一个弱者极强的自尊。但无论何种情况下，他们的尊严很脆弱，就像今天森本冒犯了他们最敏感的东西。他们的反弹常常是不讲道理的，非常极端的。他们认定的事情，轻易不会改变，哪怕他们的观念明显地落后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