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元首死了”（第4/8页）

遗嘱的结尾和开头一样，也是对犹太人的攻击。“最重要的是，我命令我国政府和人民坚持不懈地支持种族法，毫不手软地打击毒害各民族的国际犹太人。”一直到死，他都坚持自己的执念。

荣格夫人在遗嘱上注明日期：1945年4月29日凌晨四点。希特勒在底下草草签上了名字，戈培尔、鲍曼、布格道夫和克雷布斯作为证人也签了字。

接着，希特勒又口述了他的私人遗嘱。他把他的财产留给党，“或者，如果党不存在了，就留给国家”，并指定“我最忠诚的党内同志，马丁·鲍曼”作为遗嘱执行人。“他可以把所有值得作为私人纪念品的东西交给我的亲属，或用于维持他们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这尤其适用于我夫人的母亲，以及我所熟知的忠诚的男女同事们——特别是我以前的秘书们，温特夫人以及其他所有人，他们多年来的工作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的夫人和我选择了死亡，以此逃离被打倒或者被迫投降的耻辱。我们希望将我们的遗体，在我为人民服务十二年来从事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这些消沉的准备工作终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元首告诉戈培尔，要他和他的家人离开地下掩体时，戈培尔认为这是一种蔑视而非优待。柏林的捍卫者怎么能离开·戈培尔叫道。希特勒坚持如此，因此争执变得非常激烈，以至希特勒终于说道：“连我最忠实的信徒也要不服从我了！”说完，他就去睡了。

戈培尔含着泪水回到了他的卧室。他没有沮丧，也开始写自己的遗言，题为《元首政治遗嘱的附录》。

元首命令我，如果守卫帝国首都的防线崩溃，就离开柏林，到他所任命的政府去担任一名领导。

有生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必须坚决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与我一起拒绝。在元首最需要帮助的时刻抛弃他，不仅为人性和忠贞所不容，而且也将导致我在余生之中，被世人看作一个可耻的叛徒和下贱的无赖。同时，我还会失去我的尊严，以及同胞对我的尊重，而日后再造德意志民族和德国未来的一切尝试中，都将需要这一尊重。

在这场战争中最为危急的这些日子里，在纠缠着元首的叛变的梦魇中，至少还有一人会无条件地陪他到死；即使这与元首在政治遗嘱中正式下达给我的，而且从实质上来说也是完全有道理的命令背道而驰。

因此，我相信我正在为德国人民的前途做着最大的贡献。在今后的艰苦岁月里，榜样将比人类更为重要。总能找到把祖国领向自由之路的人；但是，如果不是从清晰醒目的榜样的基础上开始的话，重建我们民族的生活将毫无可能。

基于这一理由，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并代表我们的儿女（他们太小了，还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如果他们足够成熟，必会毫无保留地同意我们的决定）表达我们无法改变的决心：即使帝国首都沦陷，我们也不会离开，我们要在元首身边结束我们的生命。因为，如果不能生活在元首身边并为他服务，生命对于我个人来说将再也没有价值。

英国“喷火”式战斗机从柏林城中一片燃烧着的废墟上空掠过。下面的尸臭让联队长约翰尼·约翰逊想起了诺曼底战役中的法莱斯。(3)他可以看见俄国坦克正滚滚驶入城中。突然，一大队“雅克”式歼击机出现了。他担心会导致混战，连忙呼叫道：“好！小伙子们，保持队形。不要乱动！”

一百多架“雅克”开始慢慢转到“喷火”式战斗机背后。约翰逊命令他的机队向右拐，绕过俄国人。这时，他的僚机驾驶员警告说，他们头顶上有更多的俄国人，约翰逊答道：“密集飞行。保持队形！”

两个机群怀疑地互相包围了。约翰逊冒险靠近对方，然后朝俄国队长摆动机翼，但是对方没有回应。突然，俄国人掉转机头，散乱地向东面飞了回去。纪律散漫的机群忽升忽降，疾速离去，让约翰逊想起了一群在空中盘旋兜转的椋鸟。不时地会有几架突然掉落下去，一头扎进下面的废墟堆里。

上午十点左右，俄国陆军的三支主要力量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朝地下掩体同时挺进。这座濒临灭亡的城市四周的包围圈越收越紧，苏联的先头部队已经秘密潜入了动物园。他们从河马园和天文馆里对两个巨大的防空塔楼开始了射击。这两个塔楼是好几个师的指挥所，同时也是炮兵中心。在其中一座的四楼，柏林炮兵部队的指挥官韦勒曼上校正出神地看着苏联坦克一次次徒劳地试图击中大楼的窗户。他可以看见铺展在他身边的这座大城市——燃烧着，冒着烟，几乎已经完全被摧毁。威廉一世纪念堂的钟楼上烈焰熊熊，显露出一种骇人的美丽，就好像一支巨大的火把。

一英里外的地下掩体里，马丁·鲍曼正准备把希特勒的遗嘱和他自己的遗嘱寄给希特勒的继承人，海军元帅邓尼茨。为了确保它们顺利寄达，鲍曼决定分别派出两名密使：他的私人顾问，党卫军上校威廉·赞德尔，还有海因茨·洛伦茨。戈培尔也希望把他的遗嘱发往外界，于是也给了洛伦茨一份副本。

布格道夫把希特勒政治遗嘱的另一份副本托付给了元首的陆军副官维利·约翰迈耶少校，并命他将其带给舍尔纳元帅。布格道夫另外给了约翰迈耶一份手写的证明，解释说这份遗嘱“是在得知希姆莱叛变这一打击性的消息后”写出来的，是元首“不可改变的决定”。“一旦元首下达命令，或一旦证实他已死亡”，就公开发表遗嘱。

当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博尔特，以及布格道夫的副官威斯中校得知三名信使将要带着希特勒遗嘱的副本离开地下掩体时，他们决定也去请求准许自己离开。“既然一切都结束了，”他们对克雷布斯说道，“就让我们和部队一起去战斗吧！或者说，给我们一个重返温克将军部队的机会。”克雷布斯表示理解。他去见希特勒，向他报告了此事。希特勒没有表示异议，只是说，在这三个年轻人离开之前，他想见一下他们。

中午，希特勒与他们聊了很久。他们希望怎么逃出柏林呢？博尔特指出了一条路线，沿蒂尔加藤公园走到皮彻道夫桥，他们可以在那里找到一条船，然后划船顺哈弗尔河而下。

“在那座桥附近！”希特勒插话说，“我知道有个地方有几条电动船，行驶起来毫无噪音。”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他为他们制定了一条详尽的逃亡路线。这显示了他“非凡的”记忆力，但三名军官只是敷衍地听着。和希特勒的许多军事计划一样，这一路线在理论上无懈可击，但执行起来非常困难。稍后，他们穿上迷彩服，戴上钢盔，挎上冲锋枪，离开了地下掩体里压抑的气氛，出现在了赫尔曼·戈林大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