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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死亡筵席(第7/9页)

接下来是一个一个地告别。当希特勒陪戈培尔和他此时刚赶到的妻子向门口走去时,迎面碰上了他的贴身警卫海因茨•林格。林格请求与他道别,希特勒对他说,他应该与其他人一起往西面去。当这名淳朴的下属问他,自己该为了谁、为了什么目的突围出去时,希特勒回答说:“为了将要出现的一个人!”林格说,他会忠于元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并举起手臂行礼,希特勒一言不发地朝他自己的房间走去。

不一会儿,他与他的妻子一道来到会议室的过道上。他穿一身朴素的军装,左胸上方别着一枚铁十字勋章和那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伤员勋章,他来到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同事当中,这次是正式与他们告别。戈培尔和他的妻子与鲍曼排在前面,然后依次是克莱勃斯将军、布格道夫将军、赫威尔大使和大本营里的海军联络军官,海军副元帅汉斯-埃里希•福斯。排在后面的是拉滕胡贝尔、京舍、赫格尔和林格以及女秘书们。他在妻子的一旁,从排列着的队伍前走过,对队列中人们说的干巴巴、喘吁吁的客套话他没有理会,走过后就独自一人走回了他的房间,只是爱娃•布劳恩在玛格达•戈培尔的面前待了一会儿。在地下避弹室的第一进房子里,此时已集合了元首护卫队的几名党卫军军官,他们是被京舍叫来的。

这儿有个要解答的疑问是,希特勒是否直到现在,在与那一排人作别以前就派人把他的机长汉斯•鲍尔叫来了。当鲍尔和他的副手格奥尔格•贝茨走进房间时,希特勒握住他的手,对他多年来的忠心耿耿表示感谢,随即又开始说起了导致他如此结局的胆怯和背叛。现在他无能为力了。鲍尔试图最后一次劝说他突围,说已经备好了随时可起飞的飞机,飞行距离可达一万二千公里,可把他送往阿拉伯或南美的某个国家,或者是飞往日本,希特勒无精打采地拒绝了:他决意放弃,他应该有勇气去吸取教训。他说,明天就会有成百万的人诅咒他,“但命运不会因此变为另一番情景”。

然后他也请求鲍尔,做好焚烧尸体的必要准备:“他和他妻子的尸体决不可落到那帮猪猡手里”,遭受像墨索里尼那样的下场。分手时,他把安东•格拉夫画的腓特烈大帝画像送给鲍尔,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他常常神思恍惚地与他对话。有一次,地下避弹室的一名电话接线员看到他在夜里端坐在他的起居室内,一支点着的蜡烛,被通风装置里灌进来的风吹得飘忽不定,烛光下的他,像阴魂附身般两眼紧盯着那幅画。当鲍尔转身要走时,希特勒才回过神来。在他的墓碑上,他说,要写上这样的话,他是“他将军们的牺牲品”。

事情的进程还被耽搁了一下。因为玛格达•戈培尔“泪流满面”地突然出现在现场,她“极其激动”地要与元首说话。希特勒明显流露出不快的神情,但最后还是为京舍所说服,接待这位绝望的妇人。作为希特勒狂热的拥戴者,玛格达•戈培尔在很早以前就做出了决定,那就是在情况危急时,带着她的孩子们一道去死。人们多方劝说她放弃这个念头,但无济于事,连希特勒的劝说她也固执地回答说“不”。她的理由是,她不能让自己的丈夫一个人去死,如果她和他一道去死,那么孩子们也该死去。可现在,她和戈培尔本人却发生了动摇。她情绪激动,最后一次劝说希特勒离开柏林,而她的丈夫正在门外等着消息。但希特勒现在不想再听这些劝告了,他用几句话就打发了她。“一分钟以后”,京舍的报告中说道,她就“哭着离开了”。阿图尔•阿克斯曼也心急如焚地跑过来,要和元首说几句,但京舍把他拦住了,说他要严格执行命令,不再放任何人进去找元首。

地下避弹室里,又像前一天一样,重新笼罩着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可怕寂静。人们或三五成群,或独自一人坐在那儿,在等待着什么。可这生命——它注定在难以揣测的戏剧上演前有一个漫长的等待时间——似乎不应无声无息地终结,所以此时在设在地下避弹室第一进房间的饭厅里跳起了舞,在轻歌曼舞中,几个星期以来地下避弹室人们绷紧的神经松弛了下来:长时间来,规定要严守纪律,尽管到后期有明显的松懈,可现在,这些规定在强烈地感受到一身轻松和生命将终结这种情感的冲击下,已经不复存在。喇叭里放出来的,是欢快的乐曲,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却在这地下迷宫的每个角落都是那么清晰。一名副官跑到上面来,让大家声音轻一些,他说,元首在准备杀身成仁。但饭厅里的大多数客人都喝得醉醺醺的,没有人搭理他的请求,仍旧在饮酒作乐。

后来发生了什么,很难说得一清二楚。一些证人说,三点半左右听到了一声枪响。秘书格特劳德•荣格在与希特勒告别后,觉得地下避弹室里地方狭小、空气混浊、情绪低落,就来到上面的房间想透透气。她在楼梯平台上碰上了戈培尔的孩子们,他们萎靡不振地蹲坐在地上。她给他们取来一些吃的东西,给他们朗读了几段小故事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并试着回答他们提出来的一个又一个关于心中恐惧的问题。猛然间,她回忆道,听到了一下手枪响声,九岁的赫尔穆特高兴地大叫:“击中了靶心!”可其他的证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尤其指出柴油机在不间断地工作,通风机也在发出嗡嗡的声音,是不可能听到任何声响的。

不过,无论是在大房间还是小房间里,那些与希特勒告别过的人们,此时都在焦躁的不安中等着,直到林格——为了让自己保持镇定,守候在护卫室的他接连喝了好几杯白酒——出现在希特勒的起居室门口。据他说,他在闻到火药味的一刹那,就找到待在过道里的鲍曼对他说:“帝国领导先生,事情发生了!”

他们两人随即走进旁边的房间,京舍跟着他们走了进去。希特勒已瘫倒在用花朵图案装饰的长沙发上,两眼圆睁,头稍稍前倾。他右面的太阳穴处,张开着一个铜钱大的窟窿,从窟窿处流出来的一丝鲜血,淌到了下面的面颊上。地下躺着一支口径为七点六五毫米的瓦尔特手枪。旁边的地上有一摊血,后面的墙壁上则溅满了鲜血。他的身边,躺着他的妻子。她身体蜷缩着,穿一件蓝色连衣裙,两腿蜷曲,发紫的嘴唇紧紧地闭着。她没用手枪,她的那支枪在桌子上放着。房间里弥漫着火药和苦杏仁的味道。几个在场的人说,希特勒显然是听了地下避弹室医生维尔纳•哈塞大夫的建议,咬碎了一支氢氰酸安瓿瓶,并同时朝着太阳穴开了枪。另一种有出入的说法,说是他对着自己的嘴巴放了枪。党卫军的拉滕胡贝尔将军从种种议论中推断,希特勒只是服了毒药,然后由另一人根据此前下的命令用手枪打死的。事情的真实过程没人能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