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四 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第2/5页）

第二，是顾亭林所说：“有亡国，有亡天下，国家之事，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也耳。”这句话照现代解释，他之所谓天下，即是民族的国家，他之所谓国，即是朝代或政府，所以说——皇帝不好换朝代，官吏不好换政府——这不算一回事。至于国家的兴亡，这个责任是在匹夫，是在一个一个的老百姓，是在整个的民族。我们试想想，前方流血后方流汗的是谁？

当年革命本来是匹夫之责，后者却混进了许多吃肉的，所以革命成功后，还要吃十几年的苦。

两个要点说明后，我还要把主文“锻炼”两字来说明一下：上文说过，同化力与抵抗力有互相补助之能，如其单独运用，不是归化，便是入山。天幸我们有地理上的优越性，历史上压迫我们的异族都是从北方来，而怀抱强烈抵抗心的民族英雄一步一步地南移，至于大海。如今新文明都是从海上倒贯进来，自然地使我们活用了同化力，以助长我们的抵抗力，所以革命事业，单单起于广东，这是地理历史上的大因缘，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这一次后方流汗的工作效率，算来却推侨胞为第一，一个苦力，一个车夫，个个能将他们每天所得的工资，提出百分之几来，积成一个按月常捐，寄回祖国，一年来没有间断。这真是长期抗战的好模范。

反之，近百年来，在北方的政府方面却把抵抗力误用了。不用说拒绝通商，反对传教，到后来竟演成庚子排外的失败，使后来的小站军人根本丧失了战志，所以到民国成立了十几年，不仅军事的制度没有确立，而且使国民对外观念常在动摇不确实状态之下，一会儿看得敌人一钱不值，一会儿看得敌人如天神一般。而过渡时代竟有以国家性命关头之外交国防的大政策作政争之工具者，则两都沦陷，东南涂炭，正可谓自种其因，自食其果。要不是顾亭林先生三百年前指明了肉食者与匹夫的分别，连我个人也几乎要丧失了自信心。天幸的是在这整个民族震撼动摇之间出了一位领袖，他能握着华族文化的中心，就是同化力与抵抗力的相互作用。

德国顾问走了，有的着急着问我军事上会不会发生影响，有的轻松地说顾问本来没有大用处，走了也罢。我对此事发生无限的感慨。

原来聘德国顾问的一件事，是十三年前蒋先生初到南京的时候就打定了主意的。他不以革命军成功自满，更要为中国在国际地位中，立一真正的现代的军事基础。我当时就感觉着这种精神的伟人，而可惜还有人不能体会。我说第一不用着急，军事家不是单是德国专有，英美俄法俯拾即是，倒是领袖的这个虚心，是千载难求。我们应当体会着，宝贵着。第二，更不可看得轻松。本来顾问是外国人，有没有用处看我们自己的能耐如何。自己有能耐，顾问就有用处；没有能耐，就没有用。我们要用固有的同化力取攻势迎头赶上，万不可自作聪明装老腔，说什么中外形势不同，而将军事制度上的根本建设停滞下去。举顾问这个例子不过表示领袖虚心的一端，这已经把握着华族发展真本领的一面，从这个虚怀若谷里，将来还要开出一种世界未有的奇花！

至于另一方面的抵抗力，则领袖战志之坚决，一年来群众应当明白。不过可怜呵，人家倒明白确信，我们自己倒还有怀疑的糊涂蛋。今年春天，东京的杂志里已经将五年前庐山的秘密讲演公开地译着地登着，证明了蒋先生决不会同日本人妥协。而反倒中国方面，今天意大利做调人，明天德国人提条件，没头脑地替敌人做广播。幸亏战斗的事实摆在眼前，而日本人的外交方式倒替我们领袖的战志做了保证人。（我可以同摩西一样地向着忠君爱国的日本人预言着蒋是不会倒的！倒是今天防共、明天排英的，同华族结下了民族的深仇的军人，却把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意义，至少去了半截）

世界上够得上当领袖的没有一个不是意志坚强，革命正统下锻炼出来的。蒋先生，直接继承着三千年来祖宗遗传下的抵抗力，紧握着四万万的声入心通、不同言筌的群众意识，本是无可疑义的。不过五六年来还有一种沉痛的回忆，使我们对于领袖战志之坚决更加一层尊敬。试想自“九一八”以来迄于“七七”，中间政府受过多少攻击，闹过多少乱子？所以战志虽定而贻误了不少的战备，不过从决心上看来，现在的成绩还是当年一百个忍字来的。一种人，他自己的意志不坚定，而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地来揣摩风气；一种人，他自己虽坚定，而主观太深，不能设身处地考察实际的方法与时机。这两种人都是君子之过，倒还可恕，而在这中间，竟有趁火打劫的政客也在那里高谈和战，所以我当时说——主帅应具有决心之自由，和战非我辈所当讨论，我们的任务，只在预备着工具而已。

蒋先生在四年前说：“我有最后的决心。”三年前[1]的冬天就有人问到底几时是最后，仿佛在催促着似的。去年“七七”以后，蒋先生又说，我们会得到最后的胜利。近来，我仿佛听见又有人要问到底几时是最后，我老实说，最后就是明天，不过你这短命鬼今天要死，我可没有办法。

如上说来，我们可以得到几个训条，几个确信：一，我们应当欢喜，（不前不后）生在这个空前伟大的时代下做中华民国的国民。二，我们应当自觉，我华族的抵抗力有三千年的培养，五百年的锻炼，根基深厚，无论世界上哪一族也比不过。三，我们应当确信，我们领袖有坚决的战志，有不自满的虚心，继承着华族正统的两种力——攻击的同化力，守势的抵抗力。四，我们上有领袖下有群众，用不着我们谈主张，我们应当尽全力去觅得工具。

（二）后果

真命天子出来了——这不是深山大泽中的篝火狐鸣，这不是豆棚瓜架下的蛇神牛鬼；这是社会演进的必然性，这是生存竞争的铁则。究竟这个真命天子是谁呢？我说就是顾亭林之所谓匹夫，分言之，即一个一个的老百姓，合言之即整个的民族——夫是之谓民，夫是之谓主。

悲观论者的心理中——侵略家的妄想中，往往有两种阴影扰乱着：一是蒙古南下，二是满清入关。姑不用说敌人的能力，国际的环境，怎样那样，单就主观方面看来，他们忘记了一件大事——就是最近的两度革命——宋末革了命吗？明末革了命吗？

有一句唐诗大家可以咀嚼一下：草色遥看近却无。你们如果到乡间只看见农民的愚蠢与破产的悲惨，你们如果到工厂里或立在码头上只看见劳力者的无秩序与不洁净，这所谓近却无；但是你如果飞在五千尺的高空鸟瞰，你如果立在昆仑山顶东望，包你有一幅锦绣山河活活地现在面前。观察一个多数的大集团的发展，最紧要的就是要把近视眼镜除下。老实说吧，大群演变的趋势，没有先见的慧眼是看不出来的。再打个比方：辛亥年就是除夕，民间元年就是元旦。这年头，天气坏，一场一场的冰雹雨雪打下来，现在到了正月二十七了（民国二十七年），老头子闷得慌，偶然的策杖郊外，在残雪的中间看见一片似黄非黄、似青非青的草色，就不免春意盎然解放了前几天的忧郁，但是这个嫩芽将来究竟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