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窑中的祈祷[37]（第7/9页）

“你们中有谁觉得，”我问参加星期日弥撒的一小群陆战队员，“当你回到美国时，普通民众无法理解你们的经历？”

几只手举了起来。

“我的教区有一位居民，他六岁的儿子罹患了脑瘤。他看着自己的孩子经历极度的痛苦、化疗，最后是残酷、惨不忍睹的死亡。谁更愿意有那样的经历，而不是来拉马迪？”

我看见陆战队员脸上现出一丝疑惑。很好。我不希望这次弥撒只是司空见惯的说教。

“有一天我和一个伊拉克男人交谈，”我说，“一个平民，就住在外面那座城市里。我听见陆战队员说，那座城市应该被夷为平地。应该被焚毁，城中的每个人都被火焰吞噬。”

我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个伊拉克男人的小女儿受了伤，一次厨房事故。热油从炉灶上洒下来，浇了女孩一身。然后那个男人做了什么？他抱起女儿，奔跑呼救。他找到陆战队的一个班。开始他们以为他抱着一枚炸弹。他面对那些瞄准他头部的步枪，将奄奄一息的女儿、这个弱小的女孩，交给一名满脸惊讶、身材魁梧的下士。那名下士将他带到查理连医疗站，医生救了女孩的命。

“我就是在那里遇到的这个伊拉克人。这个拉马迪人。这个父亲。我和他交谈，我问他是否因为美国人对他的帮助而心存感激。你们猜他说什么？”

我让这个问题在他们的脑海里停留了片刻。

“‘不。’那是他的回答，‘不。’他找美国人是因为他们有最好的医生，唯一值得信赖的医生，而不是因为他喜欢我们。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他告诉我，全因为美国入侵造成的动乱。他认定是我们的错。现在他上街时提心吊胆，害怕无缘无故丧命，他认为这也是我们的错。他在巴格达的亲戚被折磨致死，他同样认为是我们的错。最让他记恨我们的是，有一天他和妻子看电视时，一群美国人踢开他的门，抓着他妻子的头发将她拖出去，在他自己的客厅里殴打他。他们用步枪戳他的脸，踢他的肋部，用他无法理解的语言向他大吼。他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便打他。现在，陆战队员们，我要问你们的问题是：谁愿意用在拉马迪七个月的派遣来交换这个人的人生，在这里生活？”

没人举手。有些陆战队员表情很不自然，有些带着怒气，有些怒不可遏。

“现在，如果这个人支持叛军，我不会感到惊讶。翻译说这人是个坏人。一个‘阿里巴巴’。但很显然，这个人受了苦。而且，如果这个人，这个父亲，真的支持叛军，那是因为他认为他的苦难赋予他让你们受苦的理由。如果他被殴打的事属实，那意味着打他的陆战队员认为他们的苦难赋予他们让他受苦的理由。但就像保罗提醒我们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53]”我们所有人都在受苦。我们要么感到被孤立、形单影只而迁怒于他人，要么意识到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一个教会。我教区里的那位父亲觉得没人理解他，也不值得给他人机会去尝试。或许你们觉得不值得去理解那个伊拉克父亲的痛苦。但是基督徒的身份意味着我们永远不能看着另一个人类说：‘他不是我的兄弟。’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人听说过威尔弗雷德·欧文[54]。他是一名死于一战的士兵。那场战争杀死的士兵数以万计。欧文是个异类。一个诗人。一个斗士。一个同性恋者。他的血性堪比我见过的任何陆战队员。一战中欧文被毒气所伤。他被炮弹炸到半空却存活下来。在炮火之下，在一位军官战友零落的残骸旁，他保持同一姿势长达数日。因为使用缴获的敌军机关枪歼敌，并在指挥官阵亡后率领连队战斗，他被授予军功十字勋章。这是他关于训练即将奔赴前线的士兵的记述。那些，顺便提一下，全是新兵。他们从未见过战斗。和他不同。

“欧文写道：‘昨天我工作了十四个小时——教耶稣如何一次次举起他的十字架，如何调整他的冠冕，在最终止步前不感到口渴。我参加他的最后的晚餐，确保无人抱怨；我检视他的双脚，确保配得上那长钉。我确保他一言不发，在控诉者面前站定。每天我用一枚银币买下他，捧着地图让他熟悉各各他山[55]的地形。”

我从布道中抬起头，望着听众，他们也望着我。

“我们是悠久的受难传统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心甘情愿，我们可以任由它孤立我们，但我们必须明白这种孤立是个谎言。想想欧文。想想那个伊拉克父亲和那个美国父亲。想想他们的孩子。不要独自受难。把你的受难献给上帝，尊重你的同胞，也许这个人间地狱会变得稍微能够忍受。”

我感到热血上涌，成功感油然而生，但我布道的效果并不理想。不少陆战队员没有参加圣餐仪式。之后，当我在收拾剩下的圣餐时，我的助理转身对我说：“哇噻，神父。你动真格的了。”

我们的第十五起阵亡来自查理连。尼古拉·莱文。陆战队员们都被激怒了，不仅因为他的死，还因为军士长告诉他们那是莱文自己的错。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交朋友，我来这里是要保证陆战队员好好活着。”莱文死后不过几天，军士长就在他的战友面前高谈阔论，“事实是，一个陆战队员被抬回来，中弹时没穿防弹衣。原因是天太热了，在观察哨里他不想穿。我必须站出来，说出大家都说不出口的话。”

莱文是颈部中弹，防弹衣也救不了他。但我猜军士长和大多数人一样，都需要给死亡找个原因。每一起死亡都需要一个原因。我在普通人的葬礼上也看到同样无力的神正论逻辑。如果是肺病，死者应该是个烟鬼。如果是心脏病，死者必嗜食红肉。总需要某种因果关系——无论它多么微弱——来为死亡正名。仿佛从生到死的过程是一场规则严谨的游戏。宇宙遵从理性，上帝俯瞰众生，每个人皆为他手中棋子，他的手指深深插入世界的每个侧面。

派遣结束时，我们营有超过一百人受伤，共有十六人死亡。乔治·达贾勒是第一个。接着是罗杰·弗朗西斯·福特。约翰尼·安斯沃思。韦恩·华莱士·贝利。埃德加多·拉莫斯。威廉·詹姆斯·休伊特。海沃德·图姆斯。爱德华·维克托·韦茨。弗雷迪·巴卡。塞缪尔·威利斯·斯特迪。舍曼·迪安·雷诺兹。登顿·查希亚·藤田。杰拉尔德·马丁·沃伦坎普。让保罗·塞皮翁。尼古拉·莱文。然后是我们当时认为的最后一个，杰弗里·史蒂文·洛平托。

在回国的航班上我一遍遍默念他们的名字，这是为死者的一种祷告。我们落地、通关。我望着陆战队员们拥抱父母，亲吻妻子或女友，抱起他们的孩子。我不知道他们会告诉家人什么。不知他们能说多少，又有多少无法说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