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13页）

在咸丰皇帝看来，洋人们此时来真是分不出眉眼高低。要知道咸丰四年（1854）的时候，咸丰皇帝正在为如何防堵太平天国北伐军而烦心不已，现在洋人们又来添乱，他的烦躁情绪又一次陡然而生。他坚决不允许直隶总督桂良出面和洋人们见面，命令桂良做好天津的防务工作。同时谕令天津总兵双锐、长芦盐政文谦先后到大沽口听取意见，指示他们面对洋人们的时候要端正态度，要不卑不亢，正确开导他们，杜绝他们对大清帝国的觊觎之心。

双锐和文谦因为有许乃钊的前车之鉴，所以面对包令等人时，都是一口回绝修约之事，搞得洋人们很是无奈。不过英国通事麦华陀倒是表现出了强硬姿态，表示如果天津官员不代奏皇帝陛下商谈修约事宜，那么以前双方所定的各项条约都算作废，列强们将重新与清政府订立条约。

值得一提的是，麦华陀是修约事件中首先提出废止条约的人，这算是一种警告，因为他知道大清帝国连修约都不同意，更谈不上重新订立条约，洋人们想要重新订立条约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开启战端。麦华陀的话其实已经是在警告清政府会再次面临战争威胁，只不过他的话说得极为婉转。同一天，文谦上奏详细汇报了谈判的经过，认为虽然前去谈判的官员已经与洋人们唇枪舌战一番，但就是无法说动洋人放弃修约。他希望皇帝陛下能够派遣钦差大臣或者谕令桂良来到天津，亲自看看洋人们到底是个什么态度，然后再斟酌如何处置。文谦的这个建议，明显是怕皇帝陛下怀疑自己在谈判过程中出工不出力，或者因为能力问题而办事不力，同时他也希望皇帝陛下能够让桂良到天津切身感受下自己的难处。

或许是委婉的武力威胁让咸丰皇帝受到了触动，他在称赞文谦考虑周全后，便谕令直隶总督桂良前往天津。不过他特别指示桂良，不要亲自出面去见洋人，一定要身处二线指挥谈判事宜。

九月二日（10月23日），桂良详细了解情况后，向咸丰皇帝奏报筹议与英美的交涉办法。咸丰皇帝担心桂良失去耐心而急躁，提醒他作为直省大吏，如果与洋人们争辩不休，丢了朝廷的脸面是要治罪的。为此他让文谦出面回绝洋人们的修约请求，这样就等于将桂良保护起来。

应该说桂良还是十分愿意为皇帝陛下分忧的，他上奏表示自己会控制好情绪，亲自出面与洋人们谈判。不过咸丰皇帝依然拒绝，而是让崇纶出面与洋人们会谈。

九月十三日（11月3日），崇纶会见英国公使包令、美国公使麦莲，在会谈中，包令针对修约事宜提出了“公使入京、准入内地、免内地税、承认鸦片合法进口”等要求；麦莲则提出“开放长江、准许在中国沿海捕鱼、准许洋人在中国开矿、在中国设立官栈囤积货物以及三年内货不出售不缴税”等要求。

崇纶将英美公使的这些要求向咸丰皇帝详细做了汇报，并建议有选择地同意查办几项，以示对洋人们的怀柔。但是咸丰皇帝只同意三条，即：民夷相争可以公平审判；上海欠税可以酌情减免；停止广东准备加抽茶税的做法。除此三条之外，其他要求全都驳回。

咸丰皇帝的修约底线显然不能满足英美两国的要求，因此九月十八日（11月8日），当崇纶将事先拟定好的照会文件交给英美公使，并表示其他条款只是未来或许会有商议的余地时，包令和麦莲表示甚为不满，气愤之下扬帆南下。清政府与英美两国的第一次修约谈判就这样无疾而终。

1854年的这次修约，咸丰皇帝以强硬的姿态回绝了英美公使，但包令和麦莲并没有将事态扩大，也就是说修约事宜目前还仅仅停留在外交阶段。从咸丰皇帝的反应来看，已经睁眼看世界十几年的大清帝国，此时依旧没有对外部的世界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这也就导致“修约事件”在咸丰皇帝依旧是天朝上国支配一切的心态作用下，最终没能有一个理想的结果。

当然，洋人们是从中美《望厦条约》中寻找突破口而提出修约的，毕竟那个时候《望厦条约》还没有届满十二年，所以咸丰皇帝的拒绝，也让英美公使找不到借口兴风作浪。不过从利益角度看，永远追求利益最大化以及努力扩大在华特权的英美各国，是不会就此偃旗息鼓的。两年后，随着中美《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修约事宜”再次被洋人们摆上桌面。

咸丰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56年2月3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收到代理苏松太道蓝蔚雯的报告，说新任美国公使伯驾即将到达上海，将重新开启与清政府的修约谈判事宜。两江总督怡良和吉尔杭阿共同上奏咸丰皇帝，希望皇帝陛下能够让一直介入修约事宜的叶名琛继续与洋人们周旋。于是咸丰皇帝立即派叶名琛奔赴上海，并指示他：“务宜恩威并用，绝其北驶之念。”

咸丰皇帝不希望再出现两年前包令和麦莲直接到天津的情况，所以提前谕令叶名琛想方设法要拦住伯驾。对叶名琛而言，拦住伯驾不是难事，但要断了洋人们的修约念想，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叶名琛对于伯驾还是有些了解的，这个眼科医生出身的美国人在广州已经待了二十年，对中国的社会状况十分熟悉，是个“中国通”，担任过驻华公使参赞、代办等职。前任公使麦莲因病回国，美国政府任命他接替麦莲的职务。值得一提的是，伯驾对于修约问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在上任之前，他曾经到伦敦会见英国外相克拉兰敦，又到巴黎与法国外长瓦尔斯基会谈，而后又回到香港专门与英国公使包令、法国代办顾随讨论修约问题。

在奔赴上海之前，伯驾就曾经向叶名琛发出照会，但被叶名琛拒绝，于是伯驾让美国驻上海领事通知两江总督怡良，准备北上商谈修约事宜。

有了皇帝陛下的谕令，叶名琛不能再回避，他向皇帝陛下表态自己会竭尽全力钳制伯驾，希望能够将双方的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

叶名琛是这样表态的，当然也是这样做的，不过想要消除因修约事宜所带来的矛盾，绝不是仅仅修订条约中的文字那么简单。换句话说，如果在原定条约的基础上不能扩大洋人们在华的特权，这场修约谈判注定会走向失败。

然而咸丰皇帝的想法恰恰与洋人们背道而驰，这一点从咸丰六年（1856）六月他下的谕旨中就可以看出：

各夷议定条约，虽有十二年后公平酌办之说，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过稍有变通，其大段断无更改，故有万年和约之称……如其坚执十二年查办之语，该督等亦只可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其变通一二条，奏明候旨，以示羁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