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13页）

咸丰皇帝只是想以微小的让步，应付美国的修约要求。本质上，这是大清帝国在被迫睁眼看世界将近二十年后，依旧未能与外部世界融合的故步自封的体现。

经历过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世界在同步发生着变化，洋人们彻底将中国请下了神坛，大清帝国的高层统治者们也对历来被他们视为“蛮夷”的西洋各国，有了进一步深刻的认识，至少已经被洋人们的坚船利炮打疼。可是从咸丰皇帝的“以示羁縻”来看，大清帝国此时依旧没有摆脱天朝上国的心态，因为羁縻之策是宗主国控制番邦各国的策略，而当时的世界已经进入了各国展开平等外交的时期，因此咸丰皇帝的理念是不可能得到洋人们的认同的。从这一点来讲，修约产生的矛盾，不过是问题的表象而已。

咸丰皇帝想要继续用羁縻之策与洋人周旋，但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一次洋人们准备对大清帝国施加军事压力来达到自己修约的目的。

当时，伯驾的修约交涉所遭遇的情况，让英国公使包令甚为不满。他向英国外相报告说，对清政府要实行武力威胁，用孤单的行动而不伴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就没有希望令中国有任何重要的让步。法国使馆代办也同意包令的看法，因此他们没有与伯驾一同北上。

不过伯驾还是希望做最后的努力，他从上海乘船到福州，会见闽浙总督王懿德，结果被告知修约事宜是两广总督负责的事情，其余相关人员不能代为上奏。而后伯驾又返回上海，会见上海道蓝蔚雯，希望他能代奏咸丰皇帝派一员钦差大臣到浙江商议修约之事，结果依旧是石沉大海。

九月十三日（10月11日），咸丰皇帝发布谕旨：

1.怡良等人设法对洋人加以开导，达到拒绝修约的目的。

2.桂良要严密防范，如果有夷船到来，不可派大员见他们。

3.禁止沿海居民及商渔船只与夷船交易货物，只要让他们觉得无利可图，必然放弃修约的要求而回返。

咸丰皇帝的这个谕令，可以说是有些因噎废食和蛮横无理，而当时的大清帝国在西方列强面前，依旧没有蛮横无理的资本，这一点很快就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印证。

2. 广州战事

在咸丰皇帝发布谕令的三天前，远在广州的海域之上发生了决定大清帝国国运以及诸多人命运的事件，这就是我们前边提到过的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亚罗号事件”。

咸丰六年九月十日（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例行巡逻时，在珠海炮台附近的码头，搜查出私运鸦片的中国划艇“亚罗”号，逮捕了两名海盗以及十几名涉嫌私运鸦片的中国船员，然后将船上的英国国旗扯下。

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得到消息后，率先发起挑衅，辩称“亚罗”号划艇是大英帝国的船，中国水师私自扣留该船，并扯下英国国旗，是典型的侮辱英国国格行为，要求叶名琛立即放人并赔礼道歉。

以后世的角度看，“亚罗号事件”很可能是英国人借口对清政府动武而达到修约目的的阴谋，因为后来包令也承认，经过他们的调查，“亚罗”号是无权悬挂英国国旗的，允许这艘船这样做的执照已经于八月二十九日（9月27日）期满。在这个日子之后，“亚罗”号就不再受英国保护。

可是当时清政府并不知道其中缘由，叶名琛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命令南海县丞亲自带着照会文件和被逮捕的船员送交巴夏礼。但是巴夏礼只接收了被捕的船员，并不开启照会文件，要求梁国定必须亲自来，重新定案，纠正自己的不察之罪。九月二十三日（10月21日），巴夏礼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以次日为限，如果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就发兵进攻广州城。

叶名琛对此无动于衷，性格傲慢古板的他，认为这不过是巴夏礼的一种外交手段，因此没有做战前准备，广东地区的清军对英国人即将发动战争也毫不知情。就是在这样一种疏于战备的情况下，九月二十五日（10月23日），英军海军上将西蒙麦格理率领军舰三艘、士兵两千人，突然闯过虎门海域开进内河，用火炮轰击广州城。

在英军发动进攻时，叶名琛正在校军场观看乡试的马箭科目。他正看得兴致勃勃，忽然听到隐隐传来的炮声，兵丁向他报告说英军舰船已经进入内河，水师因为没有得到命令，因此不敢发炮还击。

当时叶名琛的反应是“无妨！等到天黑之后，这些蛮夷必然离去，传令让内河水师收起战旗，不可放炮还击”。这位总督大人说完后，继续兴高采烈地观看乡试。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一连三天，虽然他始终稳坐在校军场的最高宝座上观看乡试的热闹场面，但英军始终未曾离去，而且利用火炮的优势成功占领了珠海炮台。

当时广东清军共有七万四千余人，广州城内外有守军一万两千余人，城郊炮台有十座，内河炮台有二十二座，每座炮台有守军二十至六十人不等，守卫力量不算弱，但是在叶名琛的不抵抗命令下，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英军将炮台击毁。

九月二十九日（10月27日），英国军舰再次驶进内河，以叶名琛的总督衙门为目标开炮进行轰击，次日又继续增强火力向总督衙门方向轰击。十月一日（10月29日），英军将广州城墙轰开，两三百名英军士兵攻进城内，清军被迫与之展开巷战。由于英军兵力单薄不敢深入，最终于当晚撤出城外。

英军攻进广州城这件事，出乎叶名琛的预料，他倒是不在乎损毁几个炮台的问题，而是担心一旦皇帝陛下怪罪下来，自己会因防卫不力而丢了官。因此他采取主动上奏的方式，谎报在广州海域与英军临时发生冲突，最终剿灭英夷水师获胜，试图平息皇帝陛下的疑虑。

让叶名琛没想到的是，咸丰皇帝对他“打胜仗”似乎并不满意，而是提出了“息兵为要”的方针。皇帝陛下认为打了败仗固然不好，毕竟有损国体；而打了胜仗也不好，会招致洋人的报复，现在“长毛”匪患尚未平息，沿海不能再开战端。

如果抛开先前咸丰皇帝在修约问题上的反应不谈，单看这个“息兵为要”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我们只能说从道光皇帝到咸丰皇帝，在对外国策上是没有一个战略性考虑的，天朝上国的自满心态让高层的统治者们从来都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而这也就注定了当洋人们真的架起大炮时，咸丰皇帝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必然会找客观原因来为自己的短视开脱。

咸丰皇帝接到叶名琛打败英夷的奏报后，立即发布上谕责备他没有将事情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