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6/13页）

天津增强防卫力量本来是防患于未然，但绵愉的奏疏似乎就像一个预言，在《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签订的四个月后，咸丰九年（1859）三月，英法联军再次卷土重来，这次他们的理由是拒绝同清政府全权大臣进行会晤，商谈进京换约事宜。他们决定以武力打开北京城的大门，迫使咸丰皇帝换约。

或许是洋人们通过战争尝到了甜头，或许是他们知道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不了换约问题，因为大清帝国的惯性思维决定了，他们在换约问题上一定是阻碍重重，因此英法两国决定“简化程序”直接开战。

五月七日（6月7日），十五艘英国军舰、两艘法国军舰同时到达大沽口外，三天后两国公使的军舰与舰队会合，共同组成一支有着二十一艘战舰的联合舰队，官兵人数达到两千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贺布少将统一指挥。

咸丰皇帝谕令僧格林沁做好防卫工作，但不要擅自开枪开炮，同时谕令新任直隶总督恒福，与三国公使讲明，只要他们不带多余的人，不带洋枪，不惊扰沿途百姓，就可以由北塘登陆，再到天津夷馆进行换约事宜。但是咸丰皇帝的这个提议，被联军公使断然否决，他们坚持由大沽口溯白河北上进到北京换约。

清政府的高层们搞不懂洋人们为何如此固执，就在高层们研究研究、观望观望的态度下，英法两国舰队突然向大沽口炮台发起进攻，炮台驻守清军不得已开炮还击，双方就此展开激战。清军火炮虽然落后，但炮手们打得十分有技巧，且非常精准，弥补了装备落后的劣势。双方激战一昼夜，联军最终惨败，其中英军四艘战舰被击沉，六艘丧失战斗力，死伤官兵五百余人，舰队司令贺布严重受伤，而清军仅仅阵亡三十二人，最终英法联军竖起白旗狼狈退出战斗。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以清军取得胜利告终。咸丰皇帝得到消息后，一面谕令僧格林沁要继续加强天津地区防务，各海口还要加强防范；一面指示恒福等人继续以抚为主，与洋人继续周旋。但从此后一年多的实际情况看，各海口的防备不仅没有加强，反而逐渐松弛。

客观上讲，当时太平天国由于经历了诸王自相残杀的天京事变，实力已经大打折扣，但依旧对大清帝国保持着强压态势，清军集中兵力镇压太平天国，难免出现兵力分散的情况。从主观上看，咸丰皇帝对洋人的战略思想，始终是“以抚局为要”，并不完全立足于战。事实上在清军内部已经蔓延一种避战的情绪，而且僧格林沁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取得胜利后，开始出现轻敌情绪。为了贯彻咸丰皇帝“以抚局为要”的思想，他竟然下令撤掉天津北塘的守军，以让英法公使达到由北塘进京换约的目的。当时山西道监察御史陈鸿诩和山东道监察御史林寿图就建议，“北塘弛防非计，宜层层设伏，以策完全”，但僧格林沁拒不采纳，这就为后来英法联军从大沽口成功登陆制造了空隙。

清政府这边的防务是越来越松弛，洋人们那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联军在大沽口惨败的消息传回英国后，伦敦报刊扬言要对清政府进行报复，英国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再次对华发动战争。英国政府继续任命额尔金、葛罗为特命全权代表，以陆军中将格兰特、蒙托班为英法联军远征总司令，组成新的联军，出动两百艘军舰继续前往大清帝国。

咸丰十年二月十六日（1860年3月8日），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向清政府递交照会，强烈要求清政府向英法两国道歉，进行战争赔款，并归还缴获的舰船，答应公使驻京和履行《天津条约》的要求，三十日之内必须给予答复。

由于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取得胜利，咸丰皇帝似乎底气足了一些，对英法两国的要求断然拒绝。英法两国也没有在外交上过多纠缠，而是从上海开始集结舰船一路向北杀来，连续占领舟山、大连湾、烟台，进而封锁了渤海湾。

当时英法联军还不知道僧格林沁已经撤销了北塘防务，还准备强攻大沽口炮台，此时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在英法联合作战会议上，提供了北塘撤防的消息，于是英法联军决定在北塘实施登陆计划。

六月十二日（7月29日），英法两国军舰在大沽口外集结，三天后英国的三十多艘军舰在伊格纳切夫的带领下未经任何抵抗，便轻易占领了北塘。次日，一万多联军由北塘深入内地，先后攻占了新河、军粮城等地，清军三千名骑兵奋勇抵抗，最终寡不敌众全部阵亡。英法联军就此成功占领塘沽地带。

英法联军从北塘突破大沽口防线后，大沽口炮台就成了一个据守孤点，僧格林沁担心会被皇帝陛下治罪，主动上奏说现在大沽口南北两岸只有奋力支撑，或许才能出现转机。他的意思就是自己不会弃大沽口炮台于不顾，不过他也为自己留了后路，在奏疏的最后说了八个字：

“能否扼守，实无把握！”

僧格林沁的上奏带有极端自私的心理，出发点是为了保护自己。但事实上他过于多虑了，因为咸丰皇帝比他更加在乎自身的安全，这一点从六月二十九日（8月15日）咸丰皇帝给僧格林沁的谕令就可以看出：

唯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于炮台，切要！切要！……须择可靠之大员代为防守，方为妥善……

有人认为，不久后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与咸丰皇帝的这种指导思想有关。而且从这谕令中也可以看出，大清帝国虽然已经被迫睁眼看世界二十年，但骨子里依旧没有摆脱重陆地不重海洋的桎梏。为了自己的安全，咸丰皇帝甚至告诉僧格林沁，“当仰体朕心，勿专以大沽口为重，置京师于不顾”，因此僧格林沁对大沽口炮台也就不再那么重视。

七月五日（8月21日），已经率先占领军粮城等地的一万英法联军，从后路包抄到大沽口炮台，清军与对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炮台守军用鸟枪、抬枪、长矛、弓箭等兵器，多次打退联军的进攻，一直到晚上十点钟，终因寡不敌众，炮台陷落。僧格林沁下令从天津撤退到通州，第三次大沽口之战就这样以清军战败、大沽口炮台拱手让给联军而告终。

然而，清廷高层们的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

4. 通州谈判

咸丰皇帝坚持认为天津是京城的门户，通州则是唇齿，一旦稍有疏忽，则全局震荡。在这样一种考虑下，当僧格林沁撤退到通州后，他下令要加强通州防务力量，要求僧格林沁务必集结重兵于通州，以保障京城的绝对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