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7/13页）

当时僧格林沁在通州一共集结了将近两万军队，其中马队七千人，陆军一万两千余人，由僧格林沁自己和大学士瑞麟统领，表面看上去，通州防务似乎达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水准。

但是从当时身在天津的西宁办事大臣文俊的奏报看，通州以南地区由于守军已经撤离，所以无论是官兵还是百姓，似乎都人心浮动，显露出恐慌之情。因此文俊上奏咸丰皇帝，希望朝廷能派钦差大臣到天津，与洋人们进行谈判以稳定局势。

咸丰皇帝得到奏报，立即以桂良为钦差大臣奔赴天津与洋人展开谈判。

对于谈判问题，桂良十分挠头，原因在于自上次《天津条约》签订后，公使驻京与战争赔款数目两个问题，一直没能有个定论。桂良十分清楚，此次谈判这两个问题还会摆上桌面。最关键的是，时隔这么长时间，桂良并不清楚皇帝陛下对这两个问题是个什么态度。桂良性格老成持重，知道一旦处理失当，自己担不起这个责任，因此在半路上向咸丰皇帝进行了相关请示。

咸丰皇帝给桂良的指示是：关于公使驻京问题不一定必须拒绝，如果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目的最好加以拒绝，如果实在不能阻止，也可以允许驻京，但必须要求不得携带过多的随从人员，以至惊扰京城百姓；至于赔款问题，桂良可以随机应变，依据实际情况斟酌办理，只要别太丢大清国的面子就可以。

应该说咸丰皇帝给予了桂良在谈判桌上很大的权力。桂良知道了皇帝陛下的底牌，心中也有了底气，于是在到达天津后立即展开与洋人的谈判工作。按照桂良的设想，谈判的焦点无非就是公使驻京与战争赔款两个问题，事实上英法两国也确实再次提出了这两项要求，但咸丰皇帝的意思是英法两国必须首先撤出大沽口，才能启动谈判工作，可是桂良却忽略了这一点。他对英法两国提出的条件，是“概为允许”，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原则上同意”。不过英法两国在谈判的最后，提出了增设天津为通商口岸以及公使带兵进京换约两个要求，这就让桂良无法做主了。

自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帝国开放沿海口岸都是在南方，例如南京、厦门等地，还从来没有在北方开设过通商口岸，更何况天津是北京的门户，在皇帝陛下眼皮子底下让洋人自由活动，这在一百五十年前的中国还无法行得通。至于公使带兵进京换约，这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简直就是谋逆，所以桂良十分为难，立即上奏咸丰皇帝请求定夺。

咸丰皇帝责备桂良懦弱无能，说他是一味迁就洋人，这种条件根本就不应该报到自己这里来。为了防止洋人突然发难，咸丰皇帝指示僧格林沁开始着手准备战守事宜，抓紧时间备战，在通州要对洋人严加防范，并且再次通知桂良绝不能与洋人签字画押。

咸丰皇帝对僧格林沁和桂良的指示，意味着准备谈判破裂开始应战。为了更有效地应对英法两国的进一步行动，咸丰皇帝召集大臣，提出了六条办法：

1.关于天津通商问题，既然桂良已经答应履行《天津条约》，只能暂时同意，一旦谈判破裂再行处置。

2.关于赔偿军费问题，即使和约中有这项条款，也没有这个道理，桂良一味迁就洋人，还将洋人苛刻的条件报到自己这里来，应将其治罪。

3.洋人要求带兵进京换约，尚未搞清其真实目的，因此必须加以防范。

4.英国人提出让巴厦礼先行到北京，绝对不能允许。

5.英法两军必须退出天津大沽口。

6.如果开战宜早不宜迟，趁着秋冬之际，以己之长克彼之短。

从这六点做法来看，桂良可谓是冤枉至极，在皇帝陛下反复无常的态度下，老成持重最终也没能让桂良免责，而随着天津的谈判破裂，桂良的位置越来越尴尬。

咸丰皇帝既然已经决定硬抗到底，便谕令军机大臣等人厚集兵力，惠亲王绵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军机大臣吏部右侍郎穆荫、工部右侍郎杜翰，几个人统一协作负责京城的巡防事宜。

不过天津那边的谈判还没有正式宣告破裂，咸丰皇帝还想做最后的努力，他任命载垣、穆荫为钦差大臣顶替桂良奔赴天津继续与洋人周旋。为了避免出现桂良先前所犯的错误，他指示载垣和穆荫，先前所提的条件可以酌情办理；如果洋人再提要求，合乎情理的可以答应，其余的一概不允许，也不必再向自己请旨；如果洋人不肯罢休，一面向自己汇报，一面告知僧格林沁准备和洋人开战，载垣和穆荫也不必在乎礼节，立即撤回京城。

就在穆荫和载垣准备启程时，桂良从天津连续上奏，说英法两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于所提要求丝毫不肯让步。由于先前咸丰皇帝剥夺了桂良的签字画押权力，使得英法两国代表要前往通州盖印画押，这也就意味着天津谈判彻底破裂。

七月二十四日（9月9日），咸丰皇帝收到英法两国的照会，声称如果再不签字画押，立即进兵通州。僧格林沁已经做好应战准备，然而咸丰皇帝经过慎重考虑后，还是暂时回到了“以抚为主”的策略上来，决定在通州和洋人们仔细谈一谈，看看会不会出现转机。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载垣和穆荫回复英法两国，允许代表到通州谈判。于是巴夏礼、威玛妥带着二十多名随从来到通州。咸丰皇帝认为巴夏礼和威玛妥既然可以到通州来，他们一定是这次入侵大清国的英法首脑，便谕令在谈判之后将这伙洋人扣押在通州，不能让他们回去，以杜绝他们的奸计，未来一旦开战，这些人也可以作为一个筹码。

以今日视角看，咸丰皇帝根本就没搞明白巴夏礼和威玛妥的身份。当时大清帝国没有专门负责洋人事务的专业部门，高层们看待洋人，还是停留在个人的作用上，认为只要手中掌控巴夏礼和威玛妥，就可以有资本向英法两国讲条件。实际上这种自作聪明的做法不仅丝毫不起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还为大清帝国带来了致命的伤害。

由于担心在巴夏礼等人之后，会有大批的英法军队跟随而来，咸丰皇帝谕令胜保带兵于通州以西驻扎，而后又从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等省调兵，令其星夜兼程赶赴通州，做好战斗准备。

无论是清政府还是英法两国，都清楚通州谈判不过是战前的一个缓冲，咸丰皇帝在布置的同时，英法两国也在积极谋划。既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那么英法两国也就没有十足的谈判诚意，巴夏礼提出的条件是：英法两国代表必须进京向咸丰皇帝递交国书，并且要求清政府撤除北京周边的所有防御。这当然遭到载垣和穆荫的拒绝，两人认为这是事关国体的大事，不用向皇帝陛下打报告，绝没有商量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