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突出重围（第2/8页）
桂军第二十四师的机枪子弹暴雨一般，第六军团必须打开通路，红军官兵只有迎着密集的子弹挺身而上。整整一天的激战令第六军团伤亡严重，他们只有再次进入荒山野岭之中，但是这一次敌人紧追而来。军团命令十八师五十二团和五十四团阻击，以掩护军团主力突围。阻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当放弃阻击阵地的命令传来时，两个团都没有了撤退的后路。这是挣脱罗网一般的突围：五十二团伤亡一百五十人；五十四团损失殆尽，团长赵雄阵亡，团政委身负重伤。
第六军团在撤出根据地后的一次次突围中损失严重，唯一的收获是他们发现在所有企图消灭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黔军的战斗力是最弱的。于是，第六军团决定迎着黔军打开缺口冲出包围圈。这个判断果然正确，红军最终击溃了黔军的阻击一路进入贵州，占领了贵州东北部的一个小城——旧州。在旧州，第六军团不但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而且还得到了急需的给养，随军的担子中又多了数万块银元和一部无线电发报机。更令军团长萧克惊喜的是，他得到了一张一平方米大的地图。而在这之前，这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作战时所依靠的地图是从中学课本上撕下来的，那上面只有简单的城镇地名和山河的大致走向。只是，这张极其珍贵的地图上的文字是红军不认识的洋文，为此，萧克把旧州天主教堂里一个名叫薄复礼的英国传教士叫来询问。
三十六岁的薄复礼原名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比亚吉特，出生在瑞士德语区，后移居英国曼彻斯特。他在一个从中国回到曼彻斯特的英国传教士那里知道了中国，并开始向往去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虽然我没有路费，但是在上帝那里什么也不缺，因为在我的脑海里，中国仿佛就在曼彻斯特的郊区。”一九二二年，比亚吉特传教士在一条日本船上漂泊了二十天才到达中国。他长途跋涉至贵州偏僻的山区，在那里一待便是十二年。他结了婚，给自己取了“复礼”这个极具中国色彩的名字，而之所以选择“薄”姓，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汉字有细、瘦、贫穷、刻薄、小气、吝啬、轻视、轻率等异常丰富的内涵”。
此刻，这位又细又瘦又贫穷的传教士极其紧张，因为红军要求他尽快筹集足够数量的银洋、枪支和药品，而薄复礼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在担心失去生命的巨大恐惧中，薄复礼就着一盏煤油灯的亮光，用了大半夜的时间，将那张地图上的法文全部翻译成了中文。这个举动一下就缓解了红军与传教士之间的敌对情绪。但最终薄复礼还是被要求留在红军队伍中，因为面对日益严重的伤亡红军认为他能搞到药。薄复礼就这样跟随着中国工农红军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半的时光，并且在历尽艰难困苦之后活了下来。他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在昆明附近被释放。当时军团长萧克主持了一个小小的欢送会，红军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只鸡让他品尝。薄复礼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后对全世界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
整整五十一年后，在英国曼彻斯特安度晚年的薄复礼与已经成为新中国高级将领的萧克彼此又获得了消息，萧克在致薄复礼的信中说：“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五十年前你帮我们翻译地图的事久难忘怀……”
对旧州的占领并没有缓解第六军团所面临的危机，萧克在地图上找到了与红三军会合的准确位置，而去往那个方向必会陷入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第六军团决定暂时放弃直接向北，转向西，渡过横贯贵州境内的水流湍急的乌江，再以乌江为屏障寻找机会向北靠近红三军。但是，当第六军团到达乌江岸边准备冲破黔军防线的时候，中革军委的电报又到了，电报严令他们“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动”。电报同时说，贺龙的部队已经占领贵州与湖南交界处的印江，做好了接应第六军团的准备；而追击的敌军正在向南移动，第六军团应该立即掉头向东北方向的石阡一带前进。从地图上看，这确实是一条与红三军会合的最近的路线。但是，随后发生的事实证明，敌军向南移动的情报是没有根据的推测，而这一推测几乎断送了整个第六军团。此刻，敌人已准确地判断出，第六军团如果急切地想与贺龙的部队会合，就只有通过石阡县城向东北延伸而去的那条土道。于是，当第六军团在乌江岸边研究如何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军、黔军、桂军和湘军已经制定出了完整的大规模合围计划。第六军团就这样从乌江边折返，向着贵州东北方向，一步步走进了埋伏着巨大危险的包围圈中。
十月七日凌晨，第六军团从乌江边的走马坪出发了，行军序列是十七师、军团部和十八师。十七师五十一团为前卫团，三营为前卫团的前卫营，营长周仁杰处在团侦察班与营尖刀排之间，他认为这个位置有利于处置随时发生的情况。往后，周仁杰可以看见跟随五十一团团部的军团参谋长李达和跟随三营营部的五十一团参谋长马赤。前卫营进入甘溪镇后，团侦察班和营尖刀排伸出镇外，向石阡方向观察警戒。此时，第六军团的大部已行至官庄至甘溪镇的十几公里的山路上。
尽管中革军委的电报说敌人已经向南移动了，也就是说，至少今天可以放心地按照预定路线前进，因为无论是前面还是后面都没有敌情了，但是军团指挥员们还是无法完全放心。队伍出发后不久，军团部特别询问了在路上遇到的邮差，并且仔细研读了从邮差那里获得的报纸，而无论邮差的话还是报纸的报道，都证明中革军委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见多识广的邮差说他没有在石阡方向发现军队，报纸的报道中也没有国民党军在石阡地区活动的蛛丝马迹。这一切似乎很好，因为很久没有这样的情况了。数日来第六军团一直处在被围困和追击之中，每天传给部队的行军命令只能含糊地把宿营地点写成“相机宿营”，而今天关于宿营地点的命令中明确地写着：甘溪。尽管情况很好，却好得令人有点不那么放心。此刻，第六军团的士兵坐在湿漉漉的路边休息，女战士甚至开始梳理让雨水淋湿的头发。马上就要到达宿营地了，如果太阳能够出来，找到些干柴烧些热水把肿胀的脚泡一泡，幸运的话再找到些包谷山芋什么的塞到嘴里，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围着火堆边烤衣服边唱歌吧。但是，红军官兵所有美好的期望，都被那三个在雨雾中突然出现的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跟在他们身后的那条土黄色的狗彻底地粉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