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突出重围（第3/8页）

周仁杰的手下意识地伸进衣服摸出驳壳枪，同时向穿着便衣的侦察班班长周来仔递了个极特殊的眼神。周来仔带领几个同样穿着便衣的侦察员迅速迎了上去，然后突然扑倒了两个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另一个人连同那条土黄色的狗跑掉了。

狗在奔跑时狂吠不已，凄厉的叫声打破了山野的寂静。被红军侦察员抓获的人咿里哇啦，说的是周仁杰听不大懂的土话，这些发音奇怪的土话和疯狂不止的狗叫混杂在一起，使周仁杰愈加紧张起来。土话是广西方言，可以肯定，眼前的这两个人是桂军的侦察员。接着，俘虏的口供令周仁杰的脑袋像炸开了一样：桂军第十九师的先头部队已经接近甘溪镇北面的山脊了。

周仁杰立刻命令把这两个俘虏送到军团部去，同时命令两个连沿着镇边的土墙火速散开，机枪配置在侧翼，另一个连跑步上山占领前面的无名高地——这一切，都是周仁杰的本能反应，是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瞬间作出的决定。

但是，俘虏送走了好一会儿，周仁杰仍没接到军团传来的行动命令，他看见的依旧是正常行军的景象：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一部已经陆续进入了甘溪镇，几个干部坐在一家店铺门口好像在开会；红军士兵已经开始做饭，炊烟正慢慢地向镇子上空飘散，而主力部队仍在镇外远处的土道旁休息——这一切令周仁杰恍惚觉得敌人并没有出现，刚才在镇口突然闪出的桂军仿佛只是一个幻觉。

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过去。

接近中午十二时的时候，枪声响了。

枪声居然来自镇中！

镇子里传出的枪声令红军官兵惊异万分，他们顺势用桌子和凳子当掩体，一边没有目标地四处射击，一边急速地向镇外撤退。

查阅现在所能查到的所有史料，也无法查清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上午，在九时至十二时的三个小时内，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指挥员面对突发敌情为什么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唯一能够说得通的推测是，他们完全相信了中革军委的电报，把当前的重大敌情判断成了企图骚扰他们的小规模的地方武装。在这生死攸关的三个小时内，他们既没有下达任何展开部队以抢占有利地形的命令，也没有部署一旦遭到袭击部队如何行动的作战方案。而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桂军突然发起攻击的时候，除了周仁杰的先头营之外，整个第六军团从军团指挥员到普通官兵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桂军在这三个小时里占领了甘溪镇北面和东面的制高点——群宝山和白虎山，迫击炮阵地设置完毕，机枪扫清了射界。桂军那些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步兵在布满山脊棱线的低矮树丛中时隐时现，令山脊两面的山岭如在风中起伏涌动。其中，一个营规模的桂军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分两路向甘溪镇的左右两翼迂回，远远地看过去像是两道浑浊的泥水正沿河道蠕动而来。而另一股桂军——其领头的一定是个富有作战经验和冒险性格的老兵——钻进了一条用厚木板封住顶部的暗水沟，这条暗水沟自镇北的小河一直通到镇中。十二时响起的枪声就是他们突然掀开头顶上的木板射出的。

短暂的交火之后，大批桂军成散兵队形沿着干河道冲过来。

桂军设置在制高点上的机枪和迫击炮一齐开火，掩护步兵前进。

这支一直追击着第六军团的部队，属桂军第十九师周祖晃部。

当桂军快要冲过河道的时候，周仁杰突然站了起来，驳壳枪和呐喊声同时响了：“打！”

此时，周仁杰依然没有接到上级的战斗命令。

在桂军被子弹和手榴弹暂时压制的空隙里，周仁杰迅速调整了部署：留一个连和一挺重机枪在原地阻击，命另外两个连爬上附近的一个无名高地挖掘工事，以迅速扫清机枪的射界。周仁杰的部署刚刚被实施，桂军又开始了兵分两路的冲击：一路仍从正面，另一路从侧翼的白虎山向下冲。桂军的火力十分猛烈，步兵很快逼近了红军的阵地前沿，其中的一部甚至已从阵地的右翼突了进来。

周仁杰问身边的教导员：“团部有什么指示？”

锡教导员回答道：“没有。”

周仁杰，湖南茶陵县一个农民的儿子，十七岁参加游击队，十八岁加入工农红军，十九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从他参加革命的那天起，他目睹过许多与他一样年轻的红军伤残或死亡，他早已不再考虑自己究竟能够活到哪一刻，尽管他和所有的红军一样曾无数次地梦想过美好的未来。

周仁杰沉默了一下，对他的教导员说：“必须把敌人顶住，准备牺牲吧。”

甘溪镇的枪声令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另一位营长刘转连顿时警觉起来。几乎在枪声响起的同时他开始迅速跑步前进，不一会儿，他看见了他的先头部队一连已经被猛烈的火力压制在一条山沟里。一连此时的处境几乎是绝境：山沟的一面是陡崖，官兵全部被压在沟底；而崖上的敌人一边居高临下地扔手榴弹，一边逐渐向下挤压。一连的通信员冒死从沟里爬了出来，报告说：一连没有手榴弹了。不但崖上有敌人，在沟底，身后的敌人正在大量增援。

与周仁杰同龄的刘转连也来自湖南茶陵县，他十八岁时就有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县苏维埃政府秘密交通员的革命身份。参加红军后，曾在苏区瑞金的红军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知道了马克思是一个什么样的德国人，以及马克思的主张究竟是什么。四十九团一营营长刘转连与周仁杰一样是战争的幸存者，当他们为之浴血奋战的新中国诞生后，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方的一个军区任中将副司令。

而在一九三四年的这个十月间，刘转连面对绝境的唯一念头是：不能让敌人冲下来，因为身后是毫无准备的军团机关。他命令一连坚持住，命令二连带机枪从侧翼迂回接敌，以减轻一连的压力。他还要求营部通信班和三连每人拿出一颗手榴弹支援一连。手榴弹是由人组成的插入前沿的一条传递线递过去的。得到手榴弹的一连立即在面前形成了一道火墙，往下挤压的桂军暂时被遏制了。

刘转连在这个短暂的瞬间向后看了一眼，他知道，必须在这里为大部队冲击出一条通道，无论为此将付出多大的代价。

然而，就在这时，桂军的枪声突然稀疏了。

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时刻。

尽管前面已经发生了战斗，但第六军团的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依旧在通往甘溪镇的土道上缓慢向前。而桂军在正面进攻受到阻击之后，已开始分成两路向西运动，企图直接侧击第六军团。这就是说，此时此刻，红军与桂军双方的主力仍在迎面运动。于是，当第六军团指挥机关突然发现敌人就在眼前时，已经来不及给部队下达明确的作战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