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残阳如血（第10/15页）

三月一日，就在吴奇伟在乌江边上哭着说自己不想活了的时候，蒋介石正在武汉为张学良举行宴会。此前，他刚刚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营主任，要求武昌行营以“剿匪”、“禁烟”和“推行新生活运动”为三大要务。这时候，有人悄悄走进宴会大厅告诉蒋介石：薛岳部在遵义遭到朱毛红军的重创。紧接着，薛岳“听候处理，自请处分，以求宽恕”的电报到了。蒋介石的心情骤然烦躁起来。

此前，蒋介石已被中日关系出现的危机搞得焦头烂额。日本侵吞中国东北地区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平津各界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而日本方面更是对国民政府派往北平的最高长官何应钦出言不逊，吓得何应钦无论如何不敢去北平办公了。蒋介石大骂何应钦：“怕死就不要穿军装！”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建议“作出处置”以“稳定华北局势”。蒋介石大发脾气：“拿什么处置？抽部队去？你看抽什么部队到华北去和日本顶？共军把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了，拿什么打日本？”

武汉的公务一完，蒋介石就在陈诚和晏道刚的陪同下飞到了重庆。

在川军师长范绍增的公馆里，蒋介石仔细阅读了关于遵义一战的诸多报告。首先是王家烈关于遵义丢失经过的报告，报告不但说“烈亲赴前线”指挥黔军与中央红军进行了“激战”，而且指出遵义失守的根本原因是中央军无能：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

匪有日［二十五日］乘我驻桐蒋［蒋德铭］旅部队奉令推进松坎，及由遵所派接防部队尚未到达之际，攻陷桐城后，复向遵义南进，与杜肇华旅及十五团激战于娄山关、黑神庙一带，达两昼夜。我方伤亡官兵千余员名。感日［二十七日］迫近遵城，复与我第一、第八两团激战于校场坝一带。烈亲赴前线指挥，战斗甚烈。我杜旅长及江副旅长，均负重伤；营、连、排长一时尚难确查；士兵伤亡过半。匪徒伤亡倍我。适吴司令官奇伟率部于感日傍晚至忠庄铺，烈即赴忠庄铺商洽附近剿匪机宜。夜过半，匪攻城益急，城内官兵殉城者极众，至伤亡过半之第一、第六团突围退至附城之马坎，布防于附城之丰乐桥一带。俭［二十八日］晨，吴司令由左翼进剿；烈收集兵力，仅约两营，由右翼进剿。殊匪以大部向我压迫，烈身边护卫士兵使用殆尽，而左翼亦无进展，我宋团长亦负重伤，万团长失踪，连长连副伤亡又复过半，士兵已亡伤殆尽，是以无功。烈冬日［二日］移驻新场附近，收容散部，速加整顿，待命反攻。刻匪一部已到后坝场及新站附近。自遵义至老蒲场及中坪大小道上，均有匪踪。我何［何知重］副总指挥率魏［魏金荣］、李［李成章］等部到大坝场；蒋旅在松坎附近，除令向桐梓、遵义西南地区猛进截击，并令正安蒋［蒋在珍］指挥严密警备，详侦匪情外，烈正集结各部，力行整理，以图报称。至于唐云山师等，冬日始达息烽一带，欧［欧震］、郭［郭思演］、梁［梁华盛］三师驻贵阳，周代总指挥浑元三师在仁怀附近。特闻。

职王家烈叩。冬二于鸭溪本部。

而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第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关于在遵义以南忠庄铺与红军作战的报告，是一个文过饰非的典型。战前部署极其啰嗦，战斗经过却简单扼要，除了描述自己的部队在“赤匪冲击甚烈”的情况下如何“阻匪追击”和“毙匪枕藉”外，还把部队的狼狈溃逃写成了“由于众寡悬殊”而作出的“相机处理”。至于战斗失利的原因，则被列在了“经验”一栏里：

一、以寡敌众，预备队使用无余，无法挽回战果。

二、友军久战饥疲，同置一线，以致波动全局。

三、在外线作战，未行稳扎稳打，又未与各纵队切取联络，遭匪各个击破。

四、我军进取心太急，在敌况不明，远来未定之际，遽行攻击，遭匪主力倾力冲击。

五、各部大行李跟进太近，仓促之际，混乱拥挤，以致影响前线士气。

广西的李宗仁就遵义一战给广东的陈济棠打的电报似乎有点幸灾乐祸：“遵城二十七日夜已失，黔军五、六两团伤亡殆尽。”川军潘文华的电报却说：“匪大部在遵义附近，被我中央军围攻之中。”滇军孙渡对中央军的溃败明知故问，他给周浑元打了一封电报，居然关切地问道：“不知二纵队各师现达何地？”

从黄埔军校延续下来的国民党军的军法是严厉的：“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遵义一战，大军溃败，王家烈、吴奇伟直至薛岳，统统难逃惩治。但是，吴奇伟是薛岳的人，薛岳是陈诚的人，陈诚将尽全力保护这些家伙；而那个家底已经丧失殆尽的王家烈根本不值得大张旗鼓地惩罚了。眼下，蒋介石急于考虑的是中央红军下一步要往哪里走。

中央红军大规模的移动作战，令蒋介石东南西北难以理清头绪。三天之内，蒋介石连续发出了一系列命令：

三月二日，致电中央军周浑元和吴奇伟，命令他们沿乌江南岸“疾进”，“相机再渡乌江北岸”，以堵截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三月三日，致电何键，要求湘军李韫珩部急调第五十三师“兼程向石阡及其以西疾进”，然后“沿乌江扼要布防”。

三月三日，致电入黔各路部队，命令黔军、湘军和中央军在乌江以西、黔巴大道及其以西“数线布防”，“严密守备，坚固防堵”，“阻匪窜渡”。

三月三日，致电中央军薛岳、吴奇伟，命令以凤江冈、湄潭为目标“寻匪迹所向而击之”。

三月四日，致电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要求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应全部向桐梓推进，并限本月八日前到达”。

因为对红军的作战风格感触颇多，蒋介石不禁对国民党军痛心疾首，他先是致电川军各将领，明确指出了与红军相比国军的致命陋习：

查赤匪行动，飘忽不定，我军剿匪作战，处置贵在神速。各带兵长官，必须身临行间，方能应付机宜。近人常谓剿匪战略，前方反指挥后方，确系洞见症结之论。乃查川中各将领，每每安处后方，前方责任，委诸部属，而所谓将校亦相习成风，层层委托。以致平时则废弛军纪，有事则坐失戎机。

三月六日，蒋介石在致川军将领刘湘和潘文华的电报中，干脆明确要求川军以“朱毛红军”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