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潜龙勿用：襁褓中的革命文艺（第2/7页）

“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文学。”“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的感情。”“若并没有要求革命的真实情感，再作一百篇文要求革命文学的产生，亦不过如祷祝（公）鸡生蛋，未免太苦人所难。”沈泽民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一文更详细地分析了革命行动与革命艺术的关系：

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决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来。诗人若单是一个有革命思想的人，他亦不能创造革命的文学。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夸称天才的创造力，文学始终只是生活的反映。革命的文学家若不曾亲身参加过工人罢工的运动，若不曾亲自尝过牢狱的滋味，亲身受过官厅的追逐，不曾和满身泥污的工人或普通农人同睡过一间小屋子，同做过吃力的工作，同受过雇主和工头的鞭打责骂，他决不能了解无产阶级的每一种潜在的情绪，决不配创造革命的文学。

革命文学的鼓吹到了1926年开始进入高潮。郭沫若在《文艺家的觉悟》中很精炼地分析了文艺与革命的关系：

本来从事于文艺的人，在气质上说来，多是属于神经质的。他的感受性比较一般的人要较为锐敏。所以当着一个社会快要临着变革的时候，就是一个时代的压迫阶级凌虐得快要铤而走险，素来是一种潜伏着的阶级斗争快要成为具体的表现的时候，在一般人虽尚未感受得十分迫切，而在神经质的文艺家却已预先感受着，先把民众的痛苦叫喊了出来，先把革命的必要叫喊了出来。所以文艺每每成为革命的前驱，而每个革命时代的革命思潮多半是由于文艺家或者于文艺有素养的人滥觞出来的。

这一段话非常适合于解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什么偏偏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文学革命达到高潮之时。这个民族太缺乏“神经质”了，神经太麻木了，需要叫喊，需要放血！就像1923年《新青年》上的一首《颈上血》：“颈可折，肢可裂，奋斗的精神不可灭。”还有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的一首歌：“天不怕，地不怕，哪管在铁链子下面淌血花，拼着一个死，敢把皇帝拉下马。”

不过，1926年以后的革命文学，未免是故意为革命而文学，所以成绩并不甚高。尽管有些作品销量不错，其实那多数读者并非是革命者，而是有“窥革命癖”的人。倒是1926年之前那几年的“革命文学”，气定神闲，既革命又文学，没有强人所难的霸气。像郭沫若讲的“这儿没有中道留存着的，不是左，就是右，不是进攻，便是退守，你要不进不退，那你只好是一个无生命的无感觉的石头！”那反而吓跑了许多人。革命文学最重要者不在讲述革命的故事，而是展示革命的心灵。

最能代表稱褓期革命文艺水平的是中共的两位理论宣传家瞿秋白和蒋光慈的作品。下面以评介他们的几部重要作品为线索，展示一下文艺与革命的互动交融。

陈独秀1923年致胡适信中有一段话：

……秋白兄的书颇有价值，想必兄已看过。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视为地狱，此皆不知社会进化为何物者的观察。秋白此书出，必能去掉世人多少误解，望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为要。……

陈独秀这里指的是瞿秋白的《赤都心史》。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后为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1920年底以北京《晨报》特约记者身份赴苏维埃考察。1922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3年回国。旅苏期间，写下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部通讯散文集，广泛涉及了苏维埃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同时深入描绘和解剖了自己的心灵感受。真实而坦荡，艺术家的诚挚和革命家的激情都鲜明夺目。如果读过瞿秋白1935就义之前所写的《多余的话》，那么很容易发现瞿秋白这位书生革命家创作生涯的一首一尾之间存在着多么惊人的对应与相似。文学史研究者多数认为这两部散文集的意义在于为中国开创了报告文学体裁。其实报告文学这种体裁早在盲左腐迁时代就开创好了。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报告文学精品的意思。而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其创作动机和传播效果，都与报告文学风马牛不相及，还是看看作者在《饿乡纪程》跋中的自述罢：

这篇《游记》着手于一九二0年，其时著者还在哈尔滨。这篇中所写，原为著者思想之经过；具体而论，是记“自中国至俄国”之路程，抽象而论，是记著者“自非饿乡至饿乡”之因工作条件的困难，所以到一九二一年十月方才脱稿。此中凡路程中的见闻经过，具体事实，以及心程中的变迁起伏，思想理论，都总叙总束于此（以体裁而论为随感录）。至于到俄之后，这两部分，当即分开5第一部分：一切调查，考察，制度，政事，拟著一部《现代的俄罗斯》，用政治史，社会思想史的体裁。第二部分：著者的思想情感以及琐闻逸事，拟记一本《赤都心史》，用日记，笔记的体裁。只要物质生活有保证，则所集材料，已经有极当即日公诸国人的，当然要尽力着手编纂，在我精力范围之内，将所能贡献于中国文化的尽量发表。成否唯在于我个人精力能否支持，——可是我现在已病体支离了。

言之凿凿，所写的是“思想之经过”，是“心程”。报告事件的内容，另成一书，叫做《现代的俄罗斯》。后来作者写成的《俄罗斯革命论》，原稿毁于“一·二八”炮火，未能存留、出版，但那也不是报告文学，而是社会科学论文。

《饿乡纪程》，又名《新俄国游记》，1920年底动笔于哈尔滨。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绪言中把自己看作疯子，他是以“疯子”的心态前往“饿乡”的。

我知道：乌沉沉甘食美衣的所在——是黑甜乡，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是你们罚疯子住的地方，这就当然是冰天雪窖饥寒交迫的去处（却还不十分酷虐），我且叫他“饿乡”。我没有法想了。“阴影”领我去，我不得不去。你们罚我这个疯子，我不得不受罚。我决不忘记你们，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我愿去，我不得不去。我现在挣扎起来了，我往饿乡去了！

这一段话多么酷似鲁迅的《野草》，这哪里是什么报告文学？不，这是散文诗！是借“报告”而作的诗。作者在这里表露出种“罪感”，他甘愿作为“疯子”而受罚。“我愿去，我不得不去”，这不分明是鲁迅笔下的过客么？过客是有一个声音召唤他前去，这里是“阴影”领着疯子去。过客的前面是坟，而疯子的前面是“冰天雪窖饥寒交迫的去处”——饿乡。这里令人想起许多鲁迅的文章：《狂人日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影的告别》、《死火》、《过客》……这不仅仅意味着鲁迅和瞿秋白精神世界的相通，不仅仅可以解释为什么鲁迅给瞿秋白写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赠联。这里更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未来的共产党头号领袖的心态。他明知前面的目标对于个人来说是酷虐的，但他挣扎起来，勇敢地前行了》“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在众人的不理解中，他完成了对自己的理解和确认。所谓“疯子”实际却是“超人”。他把个体的生命交付给了“辟路”的行动，在行动中完成自我形象的塑造。自身命运的悲剧感使主体获得了无穷的力量。“不得不去”，成了一条先在的生命原则。这也就是瞿秋白为什么能在就义前从容不迫地唱起《国际歌》的根源。在革命者看来，这“不得不去”的征程，这受尽苦痛的献身，是最美的艺术，最大的快乐。真正的革命者，一定是审美的革命者。如果认为革命是痛苦的，欣赏不出革命中的艺术之美，那么迟早会退出革命或反对革命。革命是一种精神、一种气质、一种性格，是艺术的极致。为什么公认鲁迅既是伟大的革命家，又是伟大的文学家，道理便在于此。瞿秋白的这篇绪言，已经为自己的文学革命生涯谱好了基调，便如一首七律的头两个字定好了平仄，那么最后两个字的平仄也就决定了。沉迷于艺术之美的“疯子”，最后必然要走向革命，就像李白最后走向水里的月亮——因为革命是最高级的艺术。列宁说“革命是人民盛大的节日”，瞿秋白的这两本书，的确写出了节日的盛大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