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财政乱局(第7/10页)
子文捂着火辣辣的脸离开了蒋介石的办公室,随后便递交了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的辞呈。对于他这次突然隐退,官方媒体的说法是由于“健康原因”。
会见媒体的时候,子文对关于他得了“远东病”一事自嘲了一番。私下里,他自己也承认:“当财政部部长跟做蒋介石的一条狗没什么区别。”
子文脸上挨了蒋介石一巴掌这件事还真的要怪孔祥熙。不过这事说起来有点复杂。
1933年10月29日,这位孔圣人的第七十五代直系后裔取代了宋子文,被任命为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不过没人指望他能干出点实事来。孔祥熙当时已经52岁,有很多内在的东西一点儿都没变。他确实也采取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举措,但结果只能让情况倒退。在接下来的11年里,他成了蒋介石的御用“印鉴”,也就是一枚橡皮印章。孔祥熙对蒋介石唯命是从,再加上还要不时讨好一下自己的老婆宋霭龄,结果把子文为中国经济建立一个独立金融基础的所有努力都破坏殆尽了。从孔祥熙上台到“二战”结束为止,人民的生活费提高了2 500%,孔祥熙于1935年新发行的中国纸币(法币)几乎成了废纸一张。从报纸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老百姓拎着好几篮子的钱到市场上去买几个鸡蛋。
埃德加·斯诺如此写道:
蒋介石很显然更喜欢孔博士,因为他在党内没有威望,也从没有公开反对他的意见。但孔博士对现代银行业一窍不通。“他的能力跟12岁的孩子差不多,”英格兰银行驻中国代表西里尔·罗格斯有一次满怀厌恶地对我说,“如果我把他有关银行业务的谈话录下来,拿回国去放给别人听,那就再也不会有谁拿蒋介石的政府当回事了。”
白修德则这样描述当时的孔祥熙:
他浑身圆胖,面色柔和,下巴松弛,有点下垂……这是漫画家们最爱的形象……他为人友好,不喜欢吵架或惹事,别人一个微笑或者跟他诉诉苦,都能哄着他去给人家办事。那些百折不挠的美国推销员们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客户。他最大的兴趣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喜爱。那些熟悉他的人都觉得他非常可爱,便称呼他为“孔老爹”。
大家普遍认为,孔祥熙是典型的中国做派,相比而言,子文则已是完全西方化了,其直率的态度和简洁的语言风格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新共和》杂志记录了子文当财政部部长时的一段往事:
财政部的员工们时刻都处于紧张状态,他们不能安排私人约会,因为他们不知道大老板是否会允许他们在午饭时间离开办公室去赴约……那些中国员工想出了一个办法来避免挨批受辱:每天上午他们在办公室闲聊的时候,都会安排一个人到外面放哨,看子文的专车来了就赶快通知。这样,等子文进入办公室时,所有的人都已经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埋头统计数字,忙得连抬头跟他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
相比之下,孔祥熙的下属基本都是宋氏家族的亲友和门客。正如王裕震所说的那样,孔祥熙是“中国政坛上的温和派,他试图讨好所有的政客和军阀”。宋子文说一口纯正的英语,几乎不带一丝口音。孔祥熙则更喜欢按照中国的套路行事,喜欢说汉语,他在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人。
子文像纽约金融大亨那样领导着财政部,这让他受到西方人的欢迎,但也因此在南京树立了很多敌人。性情随和、品性善良而又极富耐心的孔祥熙则完全不同,不管自己的做法多么轻率,只要能暂时解决财政上面临的各种问题,都会高兴地使用手里握着的那一大把橡皮图章。有关他的趣事还有很多,在此再举一个庆龄给他起诨名的例子就行了:当庆龄听说孔祥熙自称是孔夫子的直系后裔时,从此以后便干脆直接喊他“圣人”。
截至1927年,孔祥熙主要是充当宋氏家族的中间人,在蒋介石和北洋军阀(尤其是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牵线搭桥。他在与他们达成一项财政交易时起到了关键作用,最终使得两人倒向了蒋介石的一边,并把北京拱手让给了他。蒋介石在南京正式宣布就职后,作为奖励,孔祥熙被任命为实业部部长。
他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工作到1932年。在这段时期,他对发展强大中国经济所做的贡献可以用纺织行业面临的一个困境来加以说明。《中国杂志》对此做了如下记载:
在老河口,一担优质棉花价值20美元,那里的军阀征收不少于16美元的税。由于享有治外法权,日本人可以不用缴纳这笔税款。因此,他们不但可以从内地购买棉花供自己设在中国的工厂使用,还可以把购来的棉花卖给中国工厂。这样一来,日本人不仅能够把棉花出售给中国工厂来获得可观的利润,自己的工厂还可以享受低价的原材料。如果中国工厂使用进口棉花,必须缴纳14—15美元不等的棉花进口税。棉花纺成棉纱之后,中国工厂还要为每捆棉纱再缴纳8.5—11.63美元不等的货物税。如此一来,中国工厂的每件棉纱的成本要比日本工厂高出22—26美元。
很显然,中国商家急需政府保护其免受日本企业的恶性竞争,并减轻其税收和关税负担。孔祥熙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对此事置之不理。子文同美国谈好了以小麦和棉花的形式贷款5 000万美元的交易,可以说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制造商终于有一个公正的机会与日本企业搏一搏了。就在此时,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插了一脚,他取消了日本企业的关税,本国同胞们宝贵的成果全都泡汤了。
1932年春,孔祥熙被任命为特使,负责考察西方工业组织,“目的是促使中国工业实现现代化”。他计划出国一趟,到华盛顿拜会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
陪他一起出国的还有孔夫人和时年15岁的孔令侃。这是霭龄自大学毕业后第一次重返美国。由于蒋介石的宣传部门没有把宋家这块抹布洗干净,上海这边关于蒋家、宋家和孔家的很多肮脏的流言都已经传到了美国人的耳朵里。很显然,霭龄发现她贪财的名声已经先她而至。她想去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看看,但又很担心当着老同学的面出丑。
据在此次访问中见过霭龄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友,一名杂志编辑尤尼斯·汤普森回忆:
看到孔夫人留下了真实的女性烦恼的泪水,我亲自取来氨水精油来使她镇定下来……她很担心,即便在离开这里之前的最后一刻受到可能面临的指责,她也无法接受。不过我们向她保证,绝不大肆张扬此事,那些知道她需要安静和私人空间的朋友们在这件事上也很配合。我们只通知了她的同班同学,这些人从全美各地来到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跟她会面。整整两天的时间里,她见到的全是自己熟悉的面孔,终于可以暂时把国家大事的负担从身上卸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