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财政乱局（第5/10页）

子文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多的成就，这很值得表扬，但在中国政坛上他却是一败涂地。他的同僚们经常说，因为他不愿意按照“中国人的规矩”办事，所以才会到处碰钉子。1932年上半年他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让民国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国家收支平衡。不知是何原因，委员长在短期内缩减了军费开支，也许是特意做出这一姿态，以向日本表明其军事力量并非以抗日为目的。不过，《塘沽协定》签署之后，蒋介石又开始大幅增加军费，子文暂时取得的虚幻成就也就化为了泡影。

子文常被比作中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4]，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组建了一家国家银行来充当政府金库。1928年，他就曾与上海的两家主要金融机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打过交道。建立之初，这两家银行都属于国家所有，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动荡时期，它们落入了上海金融家们的掌控之下，管理层现在也不愿意把它们交给子文。由于银行界是政府债券的重要发放市场，子文并不想与金融家们为敌，而是采用权宜之计，从这两家银行借款组建中国中央银行。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正式成立，总部设在上海原德国俱乐部旧址。

到了1933年5月，局势已经非常明显，如果仅仅是继续暗中干扰，子文的工作就不可能取得更多的进展。为了避免落得个鸡蛋碰石头的下场，对他来说，更好的办法也许是应该离开中国政坛，到一个无人能与之匹敌的领域里去一显身手。而此时，“财富”也早已来到了他的眼前，亨利·卢斯旗下的1933年第6期《财富》杂志样本运达上海，大幅报道了中国的这位传奇式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

亨利·卢斯这么做是为了兑现自己1934年许下的诺言。当时他亲自到赶到上海来参访，在法租界子文家中的多次长谈中，卢斯曾一再督促子文去美国转转，声称他肯定会受到美国金融界和政府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为了促成此行，他们做了如下安排：给子文发一封会议通知，邀请他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然后子文可以从伦敦动身去纽约和华盛顿。卢斯做出专门安排，在子文抵达美国前夕，在杂志上对其进行大篇幅的报道。此外，他还安排子文在伦敦通过美国广播公司向美国人民做了一次重要的演讲。

卢斯孩提时代曾在中国的教会学校里读过书，1932年5月的中国之行是他在20年前离开中国后的第一次回访。这位出版商领着他的美国朋友们在城里四处参观，到青楼区转了转，到卡巴莱歌舞厅与一角钱伴一次舞的白俄罗斯姑娘们一直跳到凌晨两点。后来他乘飞机去了南京和汉口，与那里的银行家、美国石油商和传教士们碰了面。在北京，他访问了他那位传教士父亲曾经资助过的燕京大学。所到之处，中国人民那种惨不忍睹的生活在他的眼里却是充满了浪漫和绚丽的色彩的图画，一切都是他童年记忆中的模样。那些极其单调压抑的场景并不能引起他内心的共鸣。

“亨利的问题在于，”卢斯在耶鲁大学的一位同学的妻子、作家劳拉·Z·霍布森认为，“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既想像自己的父母那样去中国当一个传教士，又想像蒋介石那样做一个军阀。”

这两种选择他都做不到，不过他还有另一个极佳的选择——他可以把宋家人揽入怀中，并把蒋介石转变成一个传教士式的军阀。如果有谁能实现这种转变的话，那就非卢斯莫属了。作为卢斯手下一位不大服气的员工，作家亚历山大·金这样描述道：

我立刻感觉到此人身上充满了一种让人感觉危险的“正气”。我的意思是说，那是一种通常只有在妇女基督教禁酒协会会长身上才会看到的“正气”，一种几乎无人能说得通的固执。很显然，他也不会用哪怕是一丁点儿幽默去掩盖一下自己那近乎疯狂的情感。

《时代周刊》的编辑权最初由合伙人布里顿·哈登掌管。但哈登于1929年去世了，这为卢斯大肆攻击苏俄、支持墨索里尼和蒋介石敞开了方便之门。1927年4月，委员长的肖像第一次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而已。

子文从南京飞抵上海，在西摩路的住宅里会见了卢斯。卢斯发现子文因为患了疟疾正在发烧。“除了《时代周刊》和《财富》杂志的编辑外，他拒不接见任何人。他一直订阅着这两份杂志。”卢斯炫耀道。看到子文孩子们的保姆“穿的衣服与自己30年前的保姆的穿着一模一样”，卢斯也感到非常满意。

到了1933年春，子文已经做好了出访美国的准备，卢斯也很快变成了全世界最有权力的出版商。由他出面负责在美的公关工作和形象塑造，宋家、蒋家和孔家准备做一次轰动世界的出访。从《财富》杂志对子文的评价就可以看出此行会做出怎么样的安排。

文章这样写道：

宋子文坐飞机往返于相距数百英里的上海和南京之间。每当蒋介石的军队需要钱——这种事经常发生，宋子文就会从上海登上那架水陆两用飞机，沿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江向上游飞去。蒋介石在首都接见他时，总会说自己感到“很没面子”，听到某省新冒出来一个军阀，他连点贺礼都拿不出来。听到这种话宋子文便会怒火中烧，大声咆哮，发誓自己也没有筹到钱，然后连哄带骗，让他的妹夫就着手里的钱凑合用吧。但是，谈话一结束，宋子文就会跳上飞机返回上海，与当地的银行家们一起商讨如何解决此事。

卢斯把子文描绘成了一个卡通式的超级英雄。卢斯的弱点就是崇拜超级英雄，因此，实际上他也很崇拜蒋介石。给卢斯书写传记的W·A·斯万伯格如此说道：

他内心中的那种英雄崇拜精神与那位法西斯超人遥相呼应。这位超人能激励民众向他效忠，并与他合作……他指出，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成功复活了原有的贵族精神。“这个国家凭借法西斯标志、法西斯阶层和法西斯精神而获得了重生。”……卢斯仰慕那种由“强人”统治的强权国家……在他眼里，共产主义是在特意消灭强人，让坏人来执掌政权。从墨索里尼身上，他看到了这种伟大的精神，法西斯主义在政治上那种激动人心的创新让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卢斯认为，美国商业大亨的存在是这个世界需要法西斯统治的最好证据。如果成功的是好人，那么不成功的就是坏蛋。他发现“适者生存”的观点很有道理，他清楚地看到，一个建立在贪婪基础上的社会比建立在仁慈基础上的社会更有活力。卢斯声称：“法西斯主义的道德力量在不同的国家会以不同的形式加以表现，它也许还能成为人类下一次全面进步的鼓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