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围绕新经济政策的争论和斗争（第3/5页）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可以按照两个不同的思路发展。一个是强调阶级斗争，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随时准备消灭资本主义。农民刚刚吃饱了饭，就急不可待地要去剥夺“富农”（实际上是善于经营耕作的农民），按照这种做法农村的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这样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不会长久的。另一个思路是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的，利用政权的力量促进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把通过市场来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功能。鼓励发财，鼓励城乡富裕起来，把所有这一切看作社会主义的成就。从这个观点出发，新经济政策就是一个认真的长期的政策。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市场机制和行政命令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只想通过实施粮食税来对农民作出让步，缓和农民的不满情绪，以拯救苏维埃政权。如果仅就实施粮食税而言，确实可以认为是对农民的让步、退却。但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是孤立的，这种退却必然发生连锁反应。实行粮食税，农民手头就会有余粮，纳税后剩下的粮食怎么办？列宁的最初设想是允许农民在地方范围内交换。但是，这种限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广大的农民以自己的实践冲破了人为的樊篱，产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这就把市场机制引进了苏维埃经济，进入了真正的新经济政策的时期。列宁发现了这一点，把这时候的新经济政策同1918年春的政策区别开来，指出区别就在于现时的经济已经建立了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这是新经济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

正因为如此，布哈林把新经济政策出现的时间向后推迟了半年左右。他写道：“我们起先打开了一半；我们说：实行地方性的商品流转。”但是发展中的经济不可抗拒地要求扩大经济流转的范围，于是我们“再打开一半，打开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所堵塞的东西。我们这样做了，于是就有了新经济政策”。^{[93]在布哈林看来，新经济政策不是始自实施粮食税，而是始自承认和运用市场关系。为打通堵塞的渠道，1925年初布哈林写文章作报告，呼吁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

正是在运用市场机制这个意义上，列宁在最后时日赋予合作社以巨大的意义。“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象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94]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把合作社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说“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在我国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95]}

列宁的说法没有为当时的多数领导人所理解。托洛茨基看到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同意运用市场机制，但无可奈何地称市场为“魔鬼”。斯大林不承认新经济政策是一项崭新的经济体制，而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具体政策”。季诺维也夫不认为列宁的《论合作社》一文对合作社的看法有一个飞跃，认为同1921年关于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是一回事，没有任何发展变化。到1923年初，合作社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

粮食税是新经济政策中的一项基本措施，以后的商品市场关系的运用都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在季诺维也夫看来，向粮食税过渡，“这不过是略为减轻农民的负担。真正正常的关系只有当用城市的工业品换取农产品的时候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说，季诺维也夫仍然停留在城乡产品的直接交换的立场上。他一方面说，税收不要拿得过多，另一方面却宣布1922年不能少收，要收取得更多，粮食的价格要规定得“非常低”。^{[96]这时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还没有完整地提出他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但这种做法实施的就是该规律的精神。加米涅夫在党的十二大上不得不同意伏龙芝的说法，从农民那里征收的粮食数量是他们所无法承受的：“显然，我们越出了政治上所不能允许的经济界限。”他承认向农民增收高额粮食税是不合理的，说“我们应当修改我们同农民现有的协定，改善这个协定，应当在政治上关心农民。诚然，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在何等程度上？我们是否可以大大减轻农民的负担，减少农民为支持整个国家大厦所支付的那一部分？”[97]当时采取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实行了统一的农业税，但这一措施并没有改变通过征收直接和间接税的办法剥削农民的相当多的劳动以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增长的总的战略方针。}

布哈林敏锐地看到列宁思想的发展变化，指出在合作社问题上列宁有两个不同的战略计划。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在《论粮食税》中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加上大资本，组成经济联盟，对付分散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这里，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环节”。而在1923年1月写《论合作社》的时候，列宁的提法变了，合作社已经不再被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了。这里的战略计划是“和组成合作社的农民结成联盟，反对大资本和一般私人资本的残余”。^{[98]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99]又说，“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100]}

斯大林所下的新经济政策的定义中基本上不提市场和商品经济。直到1928年七月全会《论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中，斯大林才承认要利用市场，说“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不要市场，在市场以外来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101]但是这时候实施非常措施已经半年多，当时正在逐步消灭市场，离废止新经济政策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斯大林发表这一谈话，目的不是真的要利用市场，而是企图规避取消新经济政策的指责。}

1925年初，斯大林与布哈林有过一次关于经济问题的谈话，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表示怀疑。布哈林在札记中提到了这次谈话：斯大林一直在“施加压力”，说长期倚靠新经济政策“会扼杀社会主义因素而复活资本主义”。总书记不懂得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实质，更多地指望“无产阶级的压力”、“党的指示”、“既定路线”、“对潜在的剥削者的限制”等。谈话时间很长，布哈林感觉到，斯大林不懂也不相信新经济政策，他像托洛茨基一样，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革命成果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