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围绕新经济政策的争论和斗争（第4/5页）

早在党的十二大上，已经有人提出“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大会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议论。

季诺维也夫在政治报告中说：“应当区分名词耐普（НЭП）和新经济政策。说到耐普的时候，向你们描绘的是耐普曼及其不良特点。我们常常说‘战胜耐普’。我不久前读到拉科夫斯基在乌克兰的讲话，他说：‘我们振兴了制糖工业，这是对耐普的最好胜利！’为什么这是对耐普的胜利？我不是在指责拉科夫斯基同志，因为我们自己也常常这样说。这是因为我们把耐普同耐普曼混淆了，而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因此我们也许最好是约定用新经济政策取代耐普。”“一批或一小批被派到耐普阵营的经济工作者在那里沾染上了耐普的（нэповские）观点，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严肃的经济工作者是不会感到委屈的。”^[103]

不少人直接为“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辩护。斯米尔加在发言中说：“什么是战胜耐普？战胜耐普就是战胜国家资本主义，重新过渡到高级的、分配型的社会形式。这就是战胜新经济政策。”^{[104]博古斯拉夫斯基说：“我们实行新政策是为了在其基础上和在很大程度上用其方法战胜它。怎样战胜？善于利用市场规律的作用，依靠这些规律，在其机制中输入国营生产原则，不断扩大计划原则。最后我们把这种计划原则运用到整个市场，从而吃掉和消灭它。换言之，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所取得的成就在自动接近其消灭，用最新的经济政策取代之，这最新的政策将是社会主义政策。”[105]}

托洛茨基直接为“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辩护。他在俄共十二大上关于工业的报告中说：总体上，新经济政策是“工人国家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手段和机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或者向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过渡。”^{[106]他认为拉科夫斯基的表述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绝对正确的。他说，拉科夫斯基同志就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说道：“但我们在制糖工业中取得成绩，生产得更多更好，这就是对耐普的打击。”季诺维也夫同志说：“这不是对耐普的打击。耐普是新经济政策，为什么打击耐普？”不过，同志们，新经济政策是认真的、长期的，但不是永远的。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目的是在其基础上战胜它。如何战胜它？在市场规律的协助下，依靠市场规律，把我们国营生产的强大机器引入这个规律，扩大计划原则。依靠我们国家财富，此计划原则应当扩大到整个市场，吃掉它，消灭它。换言之，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的成就接近或者应当接近取消它，用最新的经济政策取代它，此政策将是社会主义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权说，我们经济的发展是我们对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胜利，并且是借助于新经济政策自己的方法取得胜利的。[107]}

加米涅夫认为，“耐普是新经济政策上的泡沫，而新经济政策还不是我们共产主义的全部，不是共产主义的组成部分，而只是工具之一，共产主义的迂回运动之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自发势力妥协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是大资产阶级的萌芽。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我们对政治就一窍不通。^[108]

这么多的领袖挺身为“战胜新经济政策”辩护，所谓“战胜”，归根结底就是取消，而这时候实行新经济政策才两年时间，这时候需要的是宣传和推广新经济政策，而不是鼓吹有朝一日取消它。

与“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相配合的还有“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说法。

1924年5月23～31日召开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作中央政治总结报告，斯大林作中央组织报告，这是列宁去世后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出现拉林提出的新名词“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拉林在讨论中央的总结报告时，敏感地捕捉到党的领导层对新经济政策的情绪发生变化，他援引季诺维也夫报告中“有条件的贸易政策”、“有条件的新合作化计划”等，把它概括成“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这是对私人商业资本施压的开始。

季诺维也夫在总结报告中说：“新的商业政策和新的合作社政策，是当前两项主要课题”，“当然，所谓新政策是有条件的”。^{[109]资产阶级发展的危险是存在的，而且毫无疑问它正在农村兴起。我们的任务是“为限制他们而斗争”，“在一定限度内为我们所保留的、有调节的、有序的、明文规定并加以监督的贸易自由，是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基础”。他建议“把私人商业纳入应有的轨道”，改变它对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的比重（现在是1∶2），“随同这些措施还要把耐普曼驱逐出莫斯科、国营商业制定严格的规则、制定新的条例让格伯乌便宜行事”。关于富农问题应该注意别在对富农的让步方面搞过头。在农村兴起的有一般的耐普曼——高利贷者、小店主、酿私酒者和批发商人。如果我们能执行正确的商业和合作化政策，那么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将长入社会主义。[110]}

拉林由此得出结论，出现了对新经济政策的新的理解，“原则没有变。什么变了呢？那就是我们变富了，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摆脱战后即3年前的那种贫困，因此我们更加坚决地贯彻我们原则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季诺维也夫同志所说的‘有条件的贸易政策’，‘有条件的新合作化政策’等等的意义也就在于这种可能性的增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这概括为，我们从旧的、习惯的、允许资产阶级有一定比例的新经济政策过渡到‘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增加对这种允许的限制。我们这里将要做的一切的含义是，我们并不改变原则，而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实施我们在经济疲软的情况下所无法实施的那条路线的可能性。”^{[111]简言之，由于国家变得富一些了，因此有经济实力去加强对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的限制了。}

加米涅夫不接受“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说法。他认为，无产阶级政权手中有法律、税收以及各种管理机关，足以限制新经济政策，没有必要另提“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主张对资本主义成分（从租让企业到私人零售商业）实行不调和的正面进攻。

古比雪夫说：“说的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斗争双方的相互关系问题。这种相互关系无论如何必须改变，要使商业流通领域出现有利于国营和合作社资本的影响增长。问题就在这里，问题也只能这样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