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斯大林左右逢源与中共独占东北的决心（第3/4页）

10月25日，苏联接到中方正式通知，政府军将使用美国舰队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58]于是，苏军再次催促中共军队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业，逐步接收政权，并建议中共把领导中心移至沈阳，还声称：“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开些干。”如蒋军在11月15日前进攻，苏军可协同中共军队给以打击。[59]接到东北局的报告后，毛泽东“甚为欣慰”，即刻指示：“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按照苏方意见“速在安东、营口、葫芦岛三处设防，加强军队配备，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最重要的是请求苏方“拒止蒋方在两个月内登陆、着陆”。28日，东北局便拟定了东北九省的主席或特派专员名单，准备“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权”。[60]}

因受制于外交，苏联无法满足毛泽东的要求，经反复交涉，只得应允蒋军“10月30日在葫芦岛、营口登陆，11月12日进至锦州、海城线，11月20日进至沈阳，苏军则于11月25日撤完”，还同意先头部队在苏军撤离前三天空运至长春和沈阳。不过，苏方也公开声明，苏军数量不多，无法保证登陆部队的安全，而且并不打算限制共产党部队，因为苏联“不会干涉中国内政”。^{[61]同时，苏方则通知中共，“同意我们在营口、葫芦岛作战，他们不加任何限制”，还同意中共前往沈阳和长春接收工厂、武器装备，并更换除市长外的长春各级政府。[62]为此，11月上旬毛泽东不断发出指示。针对国民党军队在山海关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毛泽东要求“务必要将（这一地区）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来，以便在这场具有战略性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取得胜利”；同时，要求部队“争取时间布置内线作战，决心保卫沈阳不让蒋军进占。一俟苏军撤退，我方即宣布东北人民自治。”[63]在长春，据东北行营的通报，中共调动了大批军队集中在机场附近，约2000人已进入长春市，并示威性地包围了行营驻地。[64]11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讲话：“派十九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总的来说，蒋一定攻，我坚决打”。“只要有现在的条件，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只有此战得胜，“我们才能提出东北自治的问题”。[65]}

然而，就在毛泽东准备利用苏联帮助的有利条件放手与蒋介石在东北一战的紧要关头，莫斯科的立场突然发生了变化。11月10日，斯大林从他的休养地索契给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发出一封密码电报，指令他们“尽可能快地从延安和毛泽东部队活动区域撤离我们所有的联络官员和其他人员”，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国的国内战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担心我们的敌人将来会指责我们留在这些地区的人是中国国内战争的组织者，虽然我们的人并没有控制任何东西”。^{[66]这一指令立即得到贯彻执行。第二天东北局报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陈云，已允许在苏军撤退前5天内让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并且不准我们在此期间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友方一再声明，这是“莫斯科的决定”，东北苏军任何人员无权变动。如果5天中出现冲突，苏方“只能缴我们的械”。友方还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67]17日马利诺夫斯基命令中共军队撤出长春、沈阳和哈尔滨，并不得阻碍国民党军队在长春和沈阳着陆；20日又“郑重通知”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中共军队一律退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只要有苏军的地方，既不准与蒋军交战，也不许中共军队存在，“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散；全东北境内，包括锦州至山海关段，均不准作战。[68]同日，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满分局和军队三天之内撤出哈尔滨，中共部队撤出后，苏军即通知国民政府，来哈接收。[69]在重庆，苏联使馆也告诫中共代表王若飞，“为了避免遭到美国和中国舆论的反对”，中共最好不要试图占领长春路，并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70]24日，苏联心安理得地照会中国政府，现在可以毫无阻碍地向沈阳和长春空运部队了，苏军对东北中共军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并表示苏军可延期一两个月撤离，以利中方接收。[71]驻长春苏军指挥官还向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保证：“决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动，严格保护各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住宅，并禁止一切对中国政府不利的宣传。”[72]后经双方协商确定，为确保中国政府顺利接收，将苏联撤军完成日期改为1946年2月1日。[73]}

苏联的态度为何突然改变？从斯大林密电和苏联参赞谈话的口气看，莫斯科的担心主要在于美国对东北事态发展的不满及其制造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早在10月19日他就有意向苏联大使建议：采纳美国的提议，召开第二次五国外长会议解决中国问题。^{[74]11月8日蒋介石又在内部讨论时提出“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同时声明不放弃东北，以使苏联违约之真相大白于天下”。[75]一个星期后，国民政府正式向苏联发出照会：由于接收工作无法进行，决定于17日起将东北行营“迁移至山海关”。同时，国民政府又照会各国使领馆，告苏联阻碍接收工作。随后，蒋介石迅速将这一决定告诉华盛顿，并抱怨苏联人未能执行1945年中苏条约，希望与美国积极协调行动，防止局势继续恶化。[76]}

莫斯科面临的压力还不止于此，从10月下旬到11月初，在远东，苏联急于插手促成对日和约，反复就盟国对日管制机制问题与美国进行磋商。^{[77]在近东，伊朗危机趋向国际化，对苏联感到绝望和恐惧的德黑兰政府开始求助于美国和联合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