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斯大林左右逢源与中共独占东北的决心（第4/4页）

于是，斯大林再次抛出了“联合政府”政策。在12月30日与蒋经国会谈时斯大林说：“苏联政府已经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举动”，苏联政府仍然“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斯大林还一再辩白，苏联政府对中共的情况不了解，也未向中共提过任何建议，莫斯科对中共的行为不满意，更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82]而对中共，斯大林则希望他们放弃已经制定的目标。1946年1月，苏联使馆告诫中共在重庆的谈判代表，目前提出东北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央政府和来华调停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中共应该寻找和平解决所有军事和政治问题的道路”。苏联大使还警告周恩来：“在满洲发生战争，尤其是伤及美人，必致引起严重后果，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的绝大危险。”以至于周恩来不得不向苏联人检讨说，“对中共来说，与美国人的关系是一个新问题”，中共领导人认为苏军应该把东北交给中共，是因为“不懂得整个国际形势的复杂性”。[83]而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周恩来指出：看到中共能以军事力量抵抗国民党进攻以利谈判时，他们就欢呼，看到中共要独霸东北、华北时，他们就惊呼。[84]}

毛泽东确实需要再次改变战略方针了。得知苏联态度改变后，中共中央最初决定，一方面“照顾友方信用”，“服从总的利益”，一方面“仍须控制大城市”，重新部署力量，“准备一切条件于苏军撤走后歼灭顽军”。^{[85]11月19～20日，中共的方针仍然是“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希望苏军能把“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留给我们，并“尽可能推延蒋军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86]但是，11月22日，迫于形势的变化，刘少奇便提出了一个新的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28日和29日，刘进一步明确：“独占东北已无此可能，但须力争在东北的一定地位”，今后工作重心为控制长春铁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87]武力解决不行，只好再次转入和谈。12月7～8日，中共提出准备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并希望苏联“居间折冲”。30日，中共公开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的停止内战”。[88]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议公布后，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局“将部队高度分散”，迅速控制既无苏军驻扎又无国军开进的地区，特别是靠近苏联和蒙古的地区。[89]到2月，随着和平谈判的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人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周恩来等人参加行政院，并力争周恩来任副院长，还批准了中共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名单。[90]}

尽管很不情愿，但是在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以及美苏两国的共同压力下，中共不得不暂时放弃进行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计划，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将要出现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急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