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第2/7页）

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虽然要求政府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实行专制制度，但他也只是主张“国家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支持，让它自行存在好了，谁愿意宣传、保卫和贯彻它都不应受到阻碍。”^[163]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并不是像政府所说的那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抹黑者，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走狗，他们满怀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满足现状，敢于直面权势，发出内心的呼声，是社会公正和良知的捍卫者。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主张只不过是对人类固有的理想——民主、自由、权利的向往，希望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能够顺应和平、民主、进步与发展的世界潮流，克服斯大林个人迷信给苏联社会造成的伤痛，回归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民主、自由、法制的多元社会。他们的“不同政见”主要是对党和国家体制、方针、内外政策方面存在的弊病，以及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提出强烈批评，要求公正处理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些人甚至称不上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只是反对恢复斯大林模式的专制统治，反对一党专制，希望通过改革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政治民主、言论自由、以人为本等宪法条文真正落实在实际生活中，尤其是运动的前期这一趋势更为明显。不然的话，无以解释“八·一九事件”后叶利钦发布取缔共产党的命令时，第一个站出来坚决反对的不是党的大人物，不是当时执政的党的领袖，而是遭受克格勃多年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罗·麦德维杰夫的反常现象。

因为在西方出版自己不同政见书籍，1978年被政府驱逐到国外的哲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多次表示，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并不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布尔什维克党，只不过对苏联社会的一些现象不满。他认为，“像其他社会一样，共产主义社会也有自己的缺点——理想社会是根本不存在的”。^{[164]同样，因为在西方发表文章而失去7年自由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在1993年发表的谴责俄罗斯政府炮轰议会的公开信中高声疾呼：“在每个人的生活里有这样一些珍贵的东西，对他来说，它们高于他自己本身，高于他的不眠之夜，高于他所受的巨大的委屈和苦闷，这些珍贵的东西就是祖国和自由。”[165]即使以反对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著称的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也承认：“十月革命虽然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后果，但是它成了推动社会改革的巨大动力，而且包括西方社会在内。”[166]可以这样说，上述的现象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下出版物的发展历程也能清楚地看到其追求和平、民主、自由、权利，以及忧国忧民的宗旨。60年代私下出版物的主要内容是各种回忆录、请愿书、公开信。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后，大量论述有关苏联社会问题和维护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内容占据了私下出版物大部分版面。例如维护政治犯的权利，获释人员的权利，少数民族的权利，移民和回国的权利，维护残疾人的权利，甚至1979年10月在列宁格勒、诺沃西比尔斯克等几个城市出现了一份女权运动的杂志——《妇女与俄国》。

《妇女与俄国》在发刊词中大声呼吁：“苏联妇女强烈地要求独立自主，她们向往斗争，其中有些人已参加了持不同政见运动，但多数只是作为她们的丈夫或父兄的追随者而斗争的。”^{[167]主要编辑者达吉亚娜认为，在苏联已不能指望通过官方渠道讨论和解决妇女的地位与权利问题，因为书报检查人员对“女权”一词都不让使用，这就使她产生了开辟一个不受官方审查的妇女论坛的决心。}

当然，任何思潮或运动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都会泥沙俱下，出现不和谐的声音，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也不可避免。运动参加者中不乏追求权力和政治之人，他们热衷于同西方媒体和外国记者联系，幻想能够在一夜之间成为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那样的英雄。应该说，这样的社会成员在任何时代都不是社会的有益成分。也有极少数人坚决反苏反共，但他们采取的手段是和平的，主要是思想和道义上的，真正力图颠覆现政权和社会制度的仅仅是个别的。

如何对待来自社会的不同呼声抑或是反对者的声音，尤其是代表社会先进阶层的知识分子的不同声音，这是摆在每一个执政党面前的重大课题，苏联党和政府处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策和措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为苏联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埋下了祸根，它留给世人太多的教训。

持续不断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社会结构整齐划一的社会表层下涌动着的一股潜流，是苏联国家由极盛时期走向衰亡的先兆。同时，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也是俄罗斯自由主义在当代的回响和折射。形形色色的持不同政见者表明苏联国内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存在着问题与危机，尤其是与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和国家工作中积累的问题和错误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官僚集团贪污腐化，因循守旧，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而勃列日涅夫为首的统治集团却千方百计恢复斯大林时期的集权统治，固执己见。特权集团把不受人民批评、严格的保密性和封闭性看作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神圣的东西，特权阶层“常常依靠自己经济部门的工作者向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实行有利于利益集团而有损于国家的决策”^{[168]，人民群众对此意见极大。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日渐凸显，到了70年代后期甚至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危机的边缘。一方面政权不得不反复强调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原则，这是政权性质的自我认定，但另一方面，一党专制、高度中央集权、群众组织国家化、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反对任何批评党和政府行为的体制严重遏制了党内外民主，难以为人民不断高涨的民主意识提供足够的表达渠道和途径。在这种独特的政治体制下，通过私下出版物以及其他形式来表达公民意愿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出现和持续不断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